布鲁诺拉图尔重新思考我们的生存方式澎

法国《人文科学》杂志（SciencesHumaines）10月号刊载了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的长篇专访。拉图尔在访谈中运用他开创的行动者网络（acteur-réseau）理论，再次告诫人们对愈来愈广泛流行的气候变化灾难怀疑论应提高警惕。布鲁诺·拉图尔曾先后任教于法国国立工艺技术学院（CNAM）、巴黎高等矿业学校（coledesMines）、巴黎政治大学（IEP-SciencesPoParis），年获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prisen），该奖项堪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拉图尔作为科学论（sciencestudies）研究的先驱之一，继历史学家、物理学家托马斯·库恩之后进一步质疑科学技术的中立性。自年代起，他和高等矿业学校的几位朋友，尤其是米歇尔·卡隆（MichelCallon）一起创立了新的科学社会学科。他在思想上承袭米歇尔·塞尔（MichelSerres）和科学史家多米尼克·帕斯特（DominiquePestre），且非常仰慕科学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Stengers），力求通过自己的研究将科学与社会衔接起来。他自年在巴黎政治大学任教，并于年在此开设了政治艺术实验课项目（SPEAP）。这一课程延续其“使科学融入社会现实”的初衷，向学生传授他所命名的“科学人文学科”，他还开创了“硬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的双学位制，目的是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科研成果具体的实际运用。从年的《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到年的《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以及最新一部年的《何处着陆？》，气候变化是他在近年来的新书以及在各地的演讲中持续关切的问题。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问：哲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人类学家，您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拉图尔：最初，我是一名哲学家。但是我很快就走出哲学，试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找到回答哲学问题的方法。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经验哲学家”，或曰“哲学人类学家”。不过在高等矿业学院以及后来在政治大学，我的正式身份一直是社会学家。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一开始我主要专注于科学社会学，但我也研究艺术、宗教、组织机构，这些对于认识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领域。这些都属于我们在矿业学院时在“行动者网络”主题下的研究范围。问：这个“行动者网络理论”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拉图尔：涂尔干传统认为，社会学应该描述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联系。然而社会并不仅仅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比方说法律、科学、技术，其本身就是社会联系。我们矿业学校的几位同事一起，对社会的概念实施了一次迁移，认识到社会团体的组织构成，除了人的因素，还要考虑到许多非人类行动者的因素，譬如法律规定的各项管理规章，或是试验物品所决定的各种技术规范。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新潮观念了。但在最初，我们是要重新构建一种社会学，它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一种“研究参与组织系统网络的各种不同行动者之间关联的科学”。您用您这台小机器正在采访我，在这一现象中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与您用纸笔来记录我的话语时是并不相同的。每一件技术物都会触发某种关系，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化过程中。此外，您这支录音笔的运转，还有赖于一整套专利技术和数据，因此法律也是这一组织关系网的组成部分之一。问：您称《生存状况调研》（Enquetesurlesconditionsd’existence）一书是在“研究现代人的人类学”，该如何理解？拉图尔：如今所有的人类学家都成了现代人类学家！但是在年代，在我写《我们从未现代过》的时候，现代人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类学的谜题。现代文明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对周围的物质环境从不提出疑问。当科学家们被问及该如何看待我们的生存条件，看待本国和他国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时，他们提不出任何解答。尽管有罗马俱乐部在年代的大量研究成果，人们仍旧认为增长是无限的。我意识到，这样一种科学理念将其他任何思想形式都贬为过时和野蛮的，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科学有必要被“重新人类学化”。从我在阿比让最早的研究起，我就开始对殖民地问题发生了兴趣，后来人们称之为后殖民问题研究。问：您在《实验室生活》（）中揭示了科学事实取决于研究对象，直到最近一部《何处着陆？》强调了政治生活与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您的理论观念经历了怎样的转变？拉图尔：在最初的一个阶段，我想要使社会学成为一种能揭示真理的方式。我一开始感兴趣的是宗教真理，随后是科学真理：如何制造事实并使之牢固可信？个人的能力、机构的资金、研究者对设备的运用，最终制造出可靠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并不是绝对的？研究人员很清楚要使他们的发现稳固可靠，所必需的要素可以列满怎样一条长到令人难以置信清单，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不敢谈钱、谈设备，更别提权力、政治。后来的15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技术革新。我的研究一直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在《阿拉米斯或技术之爱》（）中我研究了这个原计划在巴黎南部修建的阿拉米斯自动地铁系统，我想要揭示出纯粹的技术对象是一种空想。技术专家如果不考虑人流量、人们的情绪、出行策略等种种考量，是不可能设计出一件技术物的。只有成为优秀的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才能成为更好的工程师、更有远见的决策者。而对于人文主义者们，我则希望通过详尽地分析这么一项宏大的科技产物，使他们相信周围的这些机器也是值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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