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1世纪初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给世界带来生活之乐（joiedevivre）、三层奶酪推车，和时尚炸弹迪奥“新风貌”（NewLook）的法兰西民族，何以如此忧郁？在世人眼中，这一全球最佳旅游胜地代表着一种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法国人尽情享受生活，拒绝成为工作的奴隶；他们懂得细品美食，对快餐文化不屑一顾；比起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他们更爱闲庭信步。然而，民意调查却显示，法国人比乌干达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更压抑，对于国家的未来，比阿尔巴尼亚人和伊拉克人更悲观。在一份全球希望与幸福的晴雨表中，法国位列54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排名低于备受紧缩政策打击的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仅仅领先于葡萄牙。
当然，幸福是个模糊的概念。对于“你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地球人基本都会给出肯定答案，但表示自己经常欢笑的却要少得多。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根据受访者前一天是否多次欢笑或微笑，或者是否做了有趣的事，制作了一份全球“积极体验指数表（positiveexperienceindex）”。在这一衡量标准中，法国的表现超过了全球平均值。但是，如果除去战乱和贫困国家，将法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比较，法国人依然显得不够幸福。法国受访者的“愉快经历”少于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瑞典、加拿大、挪威、荷兰、奥地利和比利时。看来，优活（bonvivant）之土并不幸福。
这种现象被巴黎经济学院的法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塞尼克（ClaudiaSenik）称为“法国忧郁之谜”。在年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法国人的幸福程度不仅落后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失业率，甚至低于比利时和加拿大的法语区居民（看来语言并不是原因），而比较同一地区的法国移民和非法国移民，得出的结论也依旧是法国人更不幸福（看来他们把忧郁带出了国门）。对此，塞尼克女士总结道：“看来，忧郁不仅仅限于法国国土，而是法国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
塞尼克女士的发现不出所料地在法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当时访问巴黎的《纽约时报》作者莫琳-窦德（MaureenDowd）则是受其启发，写下“生活之乐让步于多愁善感”这样的妙语。法国的《世界报》刊登了题为“自由、平等、阴郁”的三页文章，试图解读法国民众“持久的忧郁”。法国还有着仅次于比利时和瑞士、高居西欧第三的自杀率。一项美国心理学研究显示，在十个发达国家中，法国人出现“明显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最高。似乎连法语都格外地负面——morosité,tristesse,malheur,chagrin,malaise,ennui,mélancolie,anomie,désespoir这些词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悲伤”、“忧郁”这一概念。法国人真的从骨子里就散发着如此之多的哀愁吗？
黑色的五十道阴影
法国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忧郁，主要来自法国近代史上的两个时期——分别以大革命和二战为起点。从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旧制度瓦解，直到年的25年间，这个民族推翻了一代君主，经历了“恐怖时期”，失去了一个帝国。此后，以波德莱尔和萧邦为代表人物的浪漫主义运动，表达了一种包含着对旧时代的怀念，以及对于被理性主义思维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主宰的社会的复杂情绪。
年，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小说《勒内》（René）向世人展示了备受困扰的法国青年，将他们“哀伤、空虚而幻灭”的存在称为“世纪病”。在他的回忆录中，夏多布里昂称其起初并未预料到这部作品能够形成如此一股风潮：如果《勒内》不曾存在，我不会再写一遍……如今我们所闻尽是自哀自怜的残障断句，狂风暴雨是唯一的主题，总有未知的病体向云端和夜晚发出阵阵哀鸣。没有一个刚踏出校园的纨绔子弟不幻想自己的极端不幸，没有一个娇养儿到了十六岁还没有耗尽毕生所得，不自觉被才华所折磨，不在思索的深渊中为“激情之浪”所倾倒，不拍一拍他苍白而凌乱的前额，拿出一种不知名的悲伤哗众取宠，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为其命名。
法国文人对浪漫悲情主义的体验成为了一种享受。维克多-雨果写道：“忧郁，是悲伤中的幸福。”它被视为一种高雅的境界，一种高层次的美学概念。波德莱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并不否认欢乐能够与美丽相提并论。但我却要说，欢乐是美丽最为粗俗的修饰之一，而忧郁才是它最优雅的伴侣。”这种传统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今天法国人的思维中。在法国中学生必读的文学作品中，包括雨果的诗作《忧郁症》，以及阿尔弗莱-德-缪塞（AlfreddeMusset）的《五月之夜》（LaNuitdeMai），其中的叙事者哀叹道：“我们之所以如此伟大，只因那巨大的伤痛。”
20世纪中期的法国诞生了第二股悲情主义的浪潮，使得忧郁的奇特魅力再次绽放。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coiseSagan）年的作品《你好，忧愁》（BonjourTristesse）开篇便是17岁的塞西尔的哀叹：一种奇怪的忧郁侵袭着我，我不知是不是该用忧愁这个庄严而美丽的名称来称呼它。关于忧愁的想法总是吸引着我，但如今我几乎因它的过于自我感到羞愧。我知道乏味、遗憾的滋味，偶尔也会心生悔恨，但却从未体会过忧愁。如今它好像一张大网般笼罩着我，叫我乏力，又柔软无比，也让我与众不同。
然而，滋生于这第二段时期的惆怅，体现的不再是念旧，而是一种厌恶之情。在《局外人》中，阿尔贝-加缪的主人公默而索，也许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痛苦的化身，其对立面是存在的不可知，或者说是荒诞。战后的法国戏剧屡屡呈现出这种荒诞，加缪、让-阿努伊（JeanAnouilh）及罗马尼亚裔法语剧作家尤金-尤涅斯库（EugèneIonescu）等人的作品便是如此。爱尔兰人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用法语写了《等待戈多》。年一个严冬的夜晚，在这出剧目轰动英语国家的两年前，它在巴黎左岸75座的巴比仑剧院（ThéatredeBabylone）首演，让战后的巴黎从中找到了共鸣。
无论是加缪，还是与他同时代的让-保罗-萨特，本质上而言都不是悲观主义者。然而，主宰了想象力的，是存在主义的带来的折磨，而非其结论。确实，由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领衔的、汇聚于圣日耳曼德佩（Saint-Germain-des-Près）咖啡馆的左岸知识分子，将忧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哲理。当萨特将《恶心》（Nausea）的初稿交给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时，他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忧郁症》。
现代法国小说作家中悲情主义的翘楚也许是极富争议的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他的虚无主义作品包括《战线的延伸》（Whatever）和《基本粒子》（Atomized）。他笔下的人物总是过着空虚、龌龊、无望的人生。在《基本粒子》（TheElementaryParticles）中他写道：“最后，只剩下寒冷、寂静和孤独。最后，死亡是唯一的归宿。”
当然，法国历史上也有不那么阴郁的时期。在经历至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流血周的双重打击之后，印象主义画派画家用他们的颜料和画笔带来了光亮和色彩。尽管带着一丝世纪末的焦虑，这段美好年代（belleépoque）在法国的忧郁史中插入了一刻轻快的自信。年，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Eiffel）的那座著名铁塔问世。年，“光之城”巴黎吸引万游客来到主题为“巴黎——文明世界之都”（Paris,capitalofthecivilisedworld）的展览，以马蒂斯（Matisse）和德兰（Derain）为首的野兽派画家开始在画布上呈现鲜艳和温暖的色调。然而在当下的法国，悲情主义似乎再次占据了上风。
我疑故我在
悲情主义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法国人对于自我苛责的热爱。自笛卡尔以来，怀疑始终是法国哲学思想中首要的本能意识。精英学府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大（ParisSciencesetLettres）校长莫妮克-冈多–斯贝伯尔（MoniqueCanto-Sperber）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对此她表示说：“理性主义传统教会我们怀疑事物，批判性思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眼中，满怀希望的人太过于天真。”在年出版的《老实人》（Candide,orTheOptimist）中，伏尔泰嘲笑了在无法想象的恐怖面前盲目乐观的态度。小说中的主人公老实人在幡然醒悟后说道：“乐观，是悲伤时坚持一切都好的疯狂。”近期，一份法语杂志尝试解读当今法国人的悲观主义，并总结道：“这都是伏尔泰的错。我们觉得怀疑一切是一种潮流和精神领悟。”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精英阶层的一种矫情表现。来自法国社会党的前文化部长贾克-郎（JackLang）认为：“在某种巴黎式的氛围中，郁郁寡欢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职业病。这在他们与整个法国社会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然而，法国历来珍视其文化界名流，因此这些人的影响甚广。法国文化是一种谈天说地、思考人生的文化。在法国电影中，对白比剧情重要，而法国的脱口秀则是滔滔不绝。年，即将进驻法国作战的英国部队得到了这样一份官方指南，其中写道：“法国人比我们更爱学术辩论。当你发现两个法国人在激烈争吵时请勿惊慌，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是在探讨某个抽象的观点。”
在法国，哲学家被奉为国家瑰宝，他们甚至成为了明星，享受照片时常出现在各色杂志的待遇。而所有民众都必须接受法国思想精华的熏陶。哲学是所有中学毕业考试考生的必修课，青少年们在考试中面临着各种抽象考验：“人类是否无法避免自欺欺人？”，“我们是否有追求真相的责任？”。因此，如果说法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充满批判性思维的悲观主义者，导致法国国民性悲情主义的部分原因，恰恰也许来自对这一精英团体的无比崇尚。如果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和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的作品在美国家喻户晓，那恐怕美国人也得性情阴郁。
这种批判性本能更是被植入了法国校园，使得负面化进一步扩大。老师评卷不给高分，赞扬学生时极端含蓄，是法国学校的一大传统。法国全国的考试打分是20分制，学生在听写中每出现一个错，就要被扣去一分半分，因此零分成为了家常便饭。法国教育的思维是，所有孩子都能够不断进步。导致的结果便是法国人自己口中的“积极态度”的缺失。
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法国学生对数学考试表示忧虑，这一比例直逼以“压力山大”著称的韩国学生的78%。法国的部分中学曾经进行过一次试点，用一种更为宽容的评分体系代替了原本的“笛卡尔标准”，政府近期在对此试点结果进行的总结中惊喜地发现，成绩落后的学生的旷课率有所下降，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地更为自信，而“面对失败时的压力也有所减轻”。
如果说法国人热衷于批评一切，他们同时也是理想主义者，而这两种身份相互之间并不融洽。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和年大革命的影响下，尽管周期性的动荡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通往理想社会的这一概念，始终是法国人心中坚定的信念。这一点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最佳体现。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保证的是“所有美国人民的权利”，而13年后的法国宣言则高调表示以保证“全人类的权利”为己任。
时至今日，以持久的共和理想感召全世界、弘扬法国文化和语言的这一雄心壮志，始终激励着法国政坛。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deVillepin）曾经撰文写道“法兰西唯有在追求理想时才能找到自我”，有意呼应夏尔-戴高乐曾经形容祖国时所说的“不同寻常的命运”。这为民族神话的创造提供了极佳的精神基础，正如戴高乐在法国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后所展示的那样。然而，当现实与理想匹配失败时，自我批评的心态便开始作祟，痛苦油然而生。
对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而言，年五月风暴未能兑现的革命承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文化影响力的衰退所带来的幻灭，始终是难以忘却的伤痛。而另外一些人难以将法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与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尤其是占领时期相联系。对于今日的法国，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普霍夏松（ChristopheProchasson）说道：“对于美好未来的信仰已经告终，关于进步的危机正在蔓延。”
简而言之，法国人深知他们享受的是一种绝佳的生活方式，然而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是，无论是法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世界的繁荣与伟大之源了。这种心态的结果，用法国国际关系学院（FrenchInstitut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的学者多米尼克-莫伊希（DominiqueMo?si）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一种厄运和衰败感的折磨。我们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统治下的欧洲大国，一战中贡献了最大常备军事力量的协约国。如今，我们却不禁自问，我们是怎么了？”
痛并快乐着
法国并非唯一一个因本国地位的衰落而陷入思考的国家。英国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然而，后殖民、后工业时代的英国人并未像法国人那样陷入举国抑郁，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从未认为他们的帝国曾为输出一种文化或模范社会而努力过。此外，英语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世界第一语言，也让英国人为本国文化影响力感到轻松不少。而相形之下，作为欧洲曾经的外交、文化界和精英阶层的首选语言，法语的衰落则成为了民族之殇。
因此，伊利诺伊大学的学者让-菲利浦-马蒂（Jean-PhilippeMathy）在他的《忧郁政治学》（MelancholyPolitics）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理想主义法国对于民族衰落的哀思，与英国人的淡然处之截然不同。用普霍夏松先生的话来说，这几乎让法国人产生了一种悲悼感。“法国正在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这让法国人陷入了无尽的悲观之中，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异常艰难。”
这重要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法国的高自杀率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永不满足的法国人焦躁易怒，任何不顺心都可以成为他们挑衅和示威的借口。在这样一个沉溺于悲观主义的国度，自信难见踪影，这让政客们更加难以说服民众尝试新的处世方法。
不过，悲观主义并没有让法国人停止享受生活。法式享乐主义在悲情主义的弥漫下得以幸存——或者不如说是为法国人提供了一处逃离阴暗的避难所。即使在年大革命刚刚落幕之后，法国举国上下就显示出了一种“对愉悦的渴望”，对此，当代的一篇报纸文章写道：“占据于巴黎年轻人脑海的，是时尚的涌流，无止境的欢宴，以及他们的高档家具和情妇们给予的奢华享受。”璀璨烟火、时尚盛宴、马戏表演、旋转木马……当时的巴黎，至少是对于富人而言，是一座享乐至上的城市。在那个“疯狂年代”（lesannéesfolles），上流社会的美国游客乘坐汽轮抵达诺曼底，随后搭乘火车来到巴黎，忘情于法兰西，这片被历史学家哈维-列文斯坦（HarveyLevenstein）称为“不受美国的清教主义所拘束、追逐享受高于一切的乐土”。
悲情主义也没有打消法国人对于美丽和品味的追求。法国并未将阴郁丑陋的一面暴露在外，相反地，法国文化以优雅、感官享受、品质和形式著称：无论是高级定制的裙装上精致的手工缝线，还是糕点铺橱窗摆放的秀色可餐的覆盆子馅饼。生活的艺术依然是整个民族的优雅姿态和人们片刻欢愉的来源。法国向世界输出了全球最大的两个奢侈品集团，这并不只是个巧合。
当代法国文化也许没能孕育出第二个雨果或是莫里哀，而巴黎的现代化气息也许不及纽约和伦敦。但如果要说否定观扼杀了法国文明的创造力，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如果萨特当年是个乐观向上的年轻人，法国还能开创存在主义先河吗？
批判性的冲动恰恰催生了法国的文化创新。法国电影新浪潮和法国文化理论，均是在对此前的艺术形式进行批判性重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历史上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也曾几度尾随萧条而至：普法战争战败后，绘画、文学和科学领域百花齐放；一战的恐惧消退之后，先锋艺术和时尚应运而生。法国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Lacroix）指出，法国的战争和革命为“极富创造力的重塑和新形式的奢华提供了温床”。
也许，法国人最需要的恰恰正是不满足感，他们也在疑虑中获得生长。塞尼克女士表示：“不快乐中也有一种愉悦感：这是法国文化思维方式的一部分。”罗杰-科恩（RogerCohen）最近在《纽约时报》中写道：“不安和忧伤之于法国人，就如同敢做精神之于美国人，好像一枚民族荣誉勋章。”其实，悲观主义并不排除愉悦存在的可能。坐在街边的咖啡馆，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流行表情，也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傻子才知道乐观，聪明人有更好的选择。忧郁是种时髦货——当你打开又一瓶Saint-Emilion葡萄酒，向三层奶酪车伸出手，这种体会再贴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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