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儿童史》(上、下卷)，由意大利学者艾格勒·贝奇和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朱利亚共同主编，20多位历史学家参与写作，堪称自《儿童的世纪》一书问世以来西方儿童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一方面，该书遵循了后者的学术路径，另一方面，则在反复检讨历史上的儿童观念的基础上，展现人们在挖掘儿童史过程中的新发现，其中不乏对于一些重要问题在既定认知上的扭转。
比如，就西方儿童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来说，新的研究已经摒弃了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中提出的儿童历史呈线性发展的思维。过去人们认为，在中世纪没有儿童观念，到近代初期，儿童观念在西方中上层社会才逐渐出现，儿童史是儿童的境遇不断改进的进步史；而随着儿童史研究的铺开，这种说法很快受到质疑。研究者发现，不仅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典时代，西方社会不乏父母对孩子充满感情的资料。
▲老彼得·勃鲁盖尔《儿童游戏》年
做历史研究不易，因为资料难找。书写儿童的历史，则是难上加难。儿童的历史是由成人来写的，但儿童自身并没为历史学家提供充足的文字材料，出自孩子之手的日记少之又少，关于童年的回忆也还是成人之作。儿童的历史大体上属于“无言的历史”。不难理解，自阿利埃斯以后，对儿童史的研究往往利用间接的文字材料，如医学、文学、宗教学说、教育等有关儿童的论述。
而用图像、玩具、游戏、服装等实物，以及用哺乳、弃婴、规训、教育等行为方式作为证据，对儿童的生活、情感进行深入分析，这与其说是对史料的开创性应用，还不如说是在史料缺乏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由于没有文字做媒介，这些新材料所包涵的意义是靠历史学家释读的。而全部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其中的意义。
▲安东尼·范戴克《查理一世的三个孩子》-年
在儿童史研究之初，解读的方式充满了争议，其中，以现代人的标准去看待、追溯和评判过去的做法最受诟病。比如体罚孩子，一些心理史学家会轻易地将这种行为归于父母“不近人情”，没有把这种行为放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景之下去认识和理解。
《西方儿童史》的作者注意到这种行为发生的复杂原因，认为“毕竟暴力是当时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也透露出生活条件的艰苦”。对于有些行为，也不能简单地判断其中有没有儿童观念或父母对孩子有没有感情，它们可能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有关。
再比如对婴幼儿身体成长的认识，17世纪中叶的理论认为儿童的身体具有可塑性，用襁褓束缚孩子的身体有助于塑造好形体。但到后来，人们发现襁褓和紧身衣束缚了孩子天性的发展。所以，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襁褓就被看成是一种“野蛮”工具而招致猛烈反对。
▲梵高《罗林婴儿画像》年
关于孩子学步的认识也是这样，做父母的乐意看到孩子早早独立行走，往往设法让孩子学走步，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医生却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孩子的双脚具有不借助外力而直立行走的能力，当他有能力站立的时候，他就会有行动的需要。这些论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上儿童生活和成长环境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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