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因为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优势。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取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声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如这个国家已进人经济相对衰退时期，其困境将更为严重。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着，生产能力获取收人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年前，德国的重商主义作家冯.豪尼克评论说：一个国家今天是否强大和富有，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实力私时富是否多或是否安全，而主要取决于它的邻国比它拥有的是多还是少。
荷兰在18世纪中期，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是比年前更富有了，但在1世纪它已远不是一个大国了，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已有“更多的……”了(也就是说，更多的实力和财富)。年的法国，绝对地说，_比年时更为强大，但并不能感到什么欣慰，因为比它强大得多的德国超过了它。今天英国拥有的财富比它在维多利亚中期处于顶峰时的财富多得多了，它在军事方面也比那时拥有强大得多的武器，但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它在世界产值方面所占的比重已从25%缩减至约3%。如果一个国家有“更多的……”，那么情况就很好，如果有的“较少的……”，那么就有问题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相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上升或下降是同步进行的。本书所举的大多数历史上的例子，都表明在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的轨线同它的军事和地区影响的轨线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滞差”。其原因又是不难理解的。一个在经济上扩张的强国——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今天的日本——都是宁愿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愿在军备上耗费巨资的。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两者孰应优先，就可能完全颠倒过来。早期的经济扩张带来了海外义务(依赖国外市场和原料，军事同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其他的敌对强国现在经济上扩张的速度更快，并认为该轮到它们把影响扩展到国外去了。世界成为一个加剧竞争的场所，市场股票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到了衰退，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则呼吁“复兴”。
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大国本能地作出反应，把钱更多地花在“安全”上，从而将用于“投资”的潜在资源调拨出来，以缓解它们的长期困境。
本书虽然对探索过去年来世界事务的“大趋势”始终抱有兴趣，但却并不论证经济决定一切，或经济是一切国家成败的唯一原因。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说明还有其他的东西:地理、军事组织、民族精神、结盟体制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都能影响国家体系中各成员国的相对力量。如18世纪的联合省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而俄罗斯则是最贫穷的地区——但是荷兰衰落了，俄国却勃兴了。
中国一贯能改造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同化。
年中国的探险是最后一次远航，3年以后，皇帝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此后又下敕命禁止保留超过两根以上桅杆的帆船。从此船员只得在大运河的小船上当雇工。郑和的大战船因搁置而烂掉。尽管有各种机会与海外交际，但中国决定对世界不予理睬。
中国作出这种决定，肯定出于某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界一再受到蒙古人的压力，将军事力量集中到这个力量薄弱的地.区或许是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是耗费巨大的奢侈，但无论如何中国试图南一下向安南(越南)扩张并未奏效，而且代价高昂。然而此时对上述战略理由是否正确取l有效还没有重新予以考虑，后来削减海军的危害日益突出:在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海岸线乃至长江沿岸城市遭到日本海盗攻击，但仍没有认真振兴帝国的海军，甚至葡萄牙船只一再出没于中国近海，也未能促使政府进行反省。朝廷官吏认为，只需要地面防御就够了，因为中国臣民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早被禁止了吗?
因此，除经费和其他阻碍因素之外，中国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全是濡家官吏的保守思想作祟，这种保守思想到了明代因对蒙古人过去强加给他们的变化的憎恨而愈益严重。在这种“复旧”的气氛中，整个上层官吏关心的是维持和恢复旧秩序，而不是在向海外扩张和进行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创造更加灿烂的未来。
公元1年前的几百年中，伊斯兰批界一直在文化和技术上超过欧洲。它的城市很大，具有良好的照明和排水设施，其中有些城市设有大学、图书馆和美丽壮观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很多方面〔磨坊、铸炮、灯塔、养马)都处于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士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富有献身精神的统一的部队。奥斯曼采取种族宽容政策使很多有才华的希腊人、犹太人和异教徒为苏丹效劳，例如，围攻君士坦丁堡时穆罕默德的一位主要铸炮人就是匈牙利人。在苏里曼一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官僚机构精明强干，管理着万臣民，而当时西班牙有万居民，英格兰只有万居民。君士坦了堡在其全盛时期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年拥有50多万居民。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犹像不前，转向国内，失去了称霸世界的机会，这一点变得明朗化，只是在惊人相似的明代衰落后一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土耳其人早期胜利的必然结果，因为奥斯曼军队虽管理有方，或可保持漫长的边界，但如不耗费大量人力和金钱，似难进一步扩张;而奥斯曼帝国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经济收益不大。到16世纪后半期，已有迹象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在中欧驻扎了大批军队，在地中海进行耗资巨大的海战，派遣部队到北非、爱琴海、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增援部队以坚守克里米亚抗击新兴的俄国。即使在近东，也没有平静的侧翼，其原因是伊斯兰世界发生灾难性的宗教分裂，先以伊拉克，后又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对占优势的逊尼派的习俗和教义提出挑战。有时宗教斗争形势与当时德国的相似、苏丹只有用武力镇压什叶派异.教徒才
能保持其统治地位。但是在边界的另一边，波斯的什叶派王国在阿巴斯大帝的统治下，已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盟共同对付奥斯曼，正象法国.和“异教徒”土耳其人合作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面临众多对手，奥斯曼帝国需要卓越的领袖人物以保持国家的发展，但年以后，接连由13个无能的苏丹执政。
莫卧儿帝国的保守主义与上述保守主义的情况一样，甚至有过之而天不及。尽管帝国版图扩至极点，某些帝王具有军事天才，宫廷富丽堂皇，奢侈品制作手艺高强，甚至有较完善的银行和信贷网，但是，这个帝国体系的核心部分是脆弱的。一小撮南征北战的穆斯林达官显贵高踞于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贫穷农民之上。城镇商人众多，市场活跃，信奉印度教的经商家庭对生产、贸易和信贷所持态度可称得上韦伯新教伦理的典范。但是这里描绘的准备经济“起飞”的企业社会在成为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之前，印度生活中同时存在许多固有的、阻碍前进的因素的阴暗面。印度教禁忌极其严格，不利于现代化:禁止杀害啮齿动物和昆虫，因而大量粮食被糟踢;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长期不卫生的环境，一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等级制度扼杀人们的进取精神、灌输尊崇礼仪的思想、限制市场发展;婆罗门祭司能对印度地方统治者施加影响，说明蒙昧主义对最高层也起作用‘这里存在着进行任何重大变革的根深蒂固的社会阻力。
欧洲的这种政治多样化，主要归因于地理特点。欧洲没有广袤的平原，以便骑兵帝国迅速实现其统治i一也没有广阔和富饶的流域，如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等流域，可为勤劳并易被征服的农民大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山脉和大片森林把分散在流域的人口中心分隔开来;欧洲的气候，南北之间与东西之间差别很大。这一切必然带来很多重大影响。首先，即使力量强、决心大的军阀也难以建立全面统治，同时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部落，窜犯大陆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少。相反，欧洲复杂的地形孕育了分散的政权‘并使它能够继续存在，罗马陷落之后，各地的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低地城镇联邦星罗棋布，组成一幅大杂烩似的欧洲政治地图。地图上的图形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可有不同，但始终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来表示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气候不同，因此产品不同，适宜于产品交换。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产品通过河流或相邻的两个定居地之间开辟的林中道路进行运输、这类商业最重要的特点也许主要是买卖大宗产品，如木材、粮食、酒，羊毛、青鱼等，是为了满足15世纪欧洲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象东方商队那样，运愉奢侈品，地理因素在这方面又起了重要作用。
贸易继续扩大使欧洲进一步繁荣，物品更加丰富，结果形成了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萨同盟或意大利诸城市。定期的长途商品交换，反过来促进了国际范围内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和后来的保险单的存在本身表明了经济状况的基本可预测性，这是以前世界任何地区的私商难能具备的条件。
商业、商人、港口和市场分散地、尤其是不受监督地自由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力量的兴起没有使许多掌权者感到不安。封建贵族怀疑城镇是异己的中心和农奴的庇护所，经常试图剥夺其特权。同别的地方一样，商人不时遭到劫掠，商品被盗，财产充公。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表态，在很多方面可从中国儒教对渔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飞厌恶声中找到共鸣。但基本事实是，欧洲没有二个可以有效地阻止种种商业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通过改变发展重点促使某一特定工业兴起或衰落;没有曾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发展的税收人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的，普遍的掠夺。
一位莱茵兰的男爵对过往商旅征税过重，就会发现商路改到别处去，他的收入化为乌有。一位君主若要赖债，再次受到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装备部队和舰队时，要借款就极其困难了。银行家、军火商和工匠都是重要的，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社会成员。欧洲大多数政权与市场经济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任意独断的法律制度(甚至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并通过税收获得日益增长的贸易利润的一部分。
实际上，哈布斯堡王朝通过姻亲和继承.等办法空前地扩大了自身的领土。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安一世于年采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富饶的勃良第公国的世袭领地以及勃良第的属地尼德兰。另一块领土是在年达成联姻协定后得到的，从而又增加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等重要领土;尽管匈牙利·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范围内，且拥有很多的自由权，但使哈布斯堡王朝增加了一大块横跨中欧的陆地。
在欧洲的公国体制普遍存在对抗的情况下，哈布斯堡王朝不可能不受到挑战。使发生冲突的潜力变为严酷的和长期的现实，则是这种冲突与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宗教之争的结合。
尽管当时哈布斯堡有些大臣有时谈论“世界君主国”，但他们没有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统治欧洲的明确计划。哈布斯堡王朝的有些婚姻和王位继承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充其量是有人授意的，但不足以证明有扩充版图的长期计划。例如，在法国频繁侵犯意大利北部等某些例子中，哈布斯堡统治者与其说激怒他人，不如说被他人激怒。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东山再起的伊斯兰教的作战行动使西班牙部队和帝国的部队一再处于防御地位。
（查理五世）在年的缪尔贝格战役中打败了主要的新教诸侯的军队。但是哈布斯堡权力和皇权的任何增强总是使查理五世的敌人吃惊，因此德国北部的诸侯、土其人，法国的亨利二世(-年)，甚至罗马教皇都努力削弱他的地位。到年，法军已进人德意志，支持新教国家，这些国家因而能抵制帝王的中央集权倾向。
战争费用的不断上升暴露了哈布斯堡体制的真正弱点。在公元1年到年期间，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食品价格增长5倍，工业产品的价格增长3倍，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财政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由于陆军和海军的规模一再翻番而变得更加严重。结果，哈布斯堡王朝几乎不断为提高偿债能力而斗争。查理五世在16世纪40年代经历了与阿尔及尔、法国和德国的新教徒对抗的数次战役之后发现，他的经常性收人加上额外收入不可能与支出平衡，而他己以他的收人向银行家作了几年以后的抵押。一只有通过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和搜掠西班牙的现金等极其严厉的措施，才能筹集到支持与新教诸侯进行的战争费用。在年的梅斯的一场战役中，查理五世就花费了万杜卡特，这笔费用约为这位帝王从南北美洲得到的正常收人的10倍。难怪他不得不一再借新债、但条件总是更加苛刻;随着国王的信用下跌，银行家收取的利率不断上升，因此多数经常性收人被用来支付以往债务的利息。当查理退位时，他给腓力二世留下约万杜卡特的债务。
腓力还继承了与法国的战争状态，而这场战争的费用如此之大，以致于到年时，西班牙国王只好宣布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富格尔家族等大银行也只得让步。而法国在同年被迫承认破产，这成了双方同意在年在卡托·堪布雷奇议和的主要原因。这对胖力是个小小的安慰，因为当时胖力要立即对付土耳其这二强大的敌人。
到年，在流动贷款汇率高达惊人的地步之后，排力又一次债台高筑。在二年后腓力去世时，他的债务高达1亿杜卡特，这笔债务的利息约占其总收人的2/3。尽管后来很快与法国和英国烤和，与荷兰进行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年停战为止。西班牙军队兵变和在年国王进一步丧失偿还债务能力提前促成了停战。
在后来出现和平的几年间，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明显减少。除了需要大量付息，在地中海地区仍存在紧张状态(还需一要有一项建造沿海设防阵地的雄伟计划)，而且辽阔的西班牙帝国仍受到私掠船的劫掠〔这需要投人大量的防务费用，加强在公海和菲律宾群岛及加勒比海的舰队)。年以后在欧洲存在的武装停火状态很难使西班牙的高傲的领导人想到削减武器开支。因而在年爆发三十年战争是将冷战变为热战，并将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费用送往佛兰德斯和德国。令人感到兴趣的是，
哈布斯堡王朝早期在欧洲所获得的胜利，和这一时期成功地保卫南北美洲，都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同时期来自新世界的白银大量增加而得到援助。同样，在年以后，财政收入的减少，翌年的宣告破产以及荷兰在年抢劫运银船队的巨大成功(使西班牙及其居民损失0万杜卡特)，使得战争暂时停止，而尽管与皇帝结盟，德国的收人仍无法(华伦斯泰的短暂控制时期.除外)弥补西班牙的费用的不足。
因而，这就是西班牙后来30年应付战争的模式。通过凑集新贷款，征得新税收和利用从南北美洲得到的横财，可以支待像枢机主教一亲王一年干预德国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难以承担的战争费用最后总是耗尽这些短期的收人，而且在此后的几年内，财政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应该从以上论述中看得很清楚:哈布斯堡王朝的确要做的事太多，与其作战的敌人太多，要保卫的战线太多。西班牙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但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也无济于事，即这些部队必须分散部署在本国的要塞、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新世界以及尼德兰。与三个世纪以后的大英帝国相似，哈布斯堡集团是非常分散的领地的联合体，一种政治王朝的力作。它的存在需要大量的、源源不断的物质力量和创造才能。因此，哈布斯堡集团成为历史上实行对外扩张战略的最好示例之一;因为占有这样多的领土的代价是树敌很多，而这个负担也需要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负担。
用当代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就象一头掉进陷井的大熊，它比任何攻击它的狗都强大，但绝对不可能对付所有的对手，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通过回顾，人们可能会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尤其是斐迪南二世，如果在德意志北部不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也许更明智些，因为这场运动得不偿失。
不难看出，对西班牙来说，为什么新世界的领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这些领地在一个多世纪中，使西班牙的财富及其军事力量得到经常的补充，而没有这种补充，哈布斯堡的力量是不可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保持住的。
尽管外国人总将查理五世或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帝国看作是统一的，纪律严明的，但实际上，它是各领地的一个联合体。各领地都有自身的特权，并为自身的特点而感到骄傲。当时并没有中央集权政府(更不用说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了)，而帝王本人是唯一的真正的连杆。不存在能激发统一感的机构，而统治者永远不能在全国视察，这就使国王很难在他统治一的某个领地筹集资金而为了在别的领地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是乐于资助建立一支舰队与土耳其人对抗的，但他们对资助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斗争的想法非常不满;葡萄牙人很注意树立支持新世界防务的意识，而对在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严重的地方主义是小心翼翼地守住自己财权而形成的，并且是保护这种财权的反映。
当时的军火工业长期缺乏熟练的技工，而且行会妨碍了劳力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麦斯塔下的特权甚至妨碍了农业的发展，麦斯塔是著名的牧羊主行会组织，他们的牲畜可在全国的广阔范围放牧;随着西班牙16世纪的前50年的人口增长，其结果是造成谷物进口需要量增加。既然麦斯塔为取得放牧权而支付的费用进了王室的金库，而且废止这种做法会激怒国王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不存在改变这种做法的前景。
这笔年的战争的惊人费用由益个经济上缺乏准备的社会来承担。鉴于无法最有效地增加收入，哈布斯堡的统治者采取各种办法，这些办法在短期内容易凑效，而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是灾难性的。他们不断千方百计地增加税收，但这些税收很少落到那些能轻易地承担这笔费用的人身上，而且往往对商业发展不利。政府变卖各种特权、专利权和荣誉拼命捞取现金。政府逐渐出现财政赤字，其原因一部分是以支付卡斯提尔以后收得的税金或从美洲获得的财富向银行家大量借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售政府的有息债券。·这进而又吸引了那些在其他情况下也许在商业和工业上投放的资金.而当时总是以得过且过的方式实行政府的债务政策，既不考虑慎重地加以限制，也没有中央银行可以据理力争的控制手段。因此，即使到查理五世的统抬后期，政府的收人早在数年前就预先抵押了出去;在年，经常收人的65%用来支付已发行的债券的利息。国王的“普通”收人转让得越多，政府就越是拼命地搜刮额外收人和新税收、例如，银币一再用铜币降低成色。有时，政府完全没收从美洲来的原应给平民的白银，并且强迫他们收下债券作为补偿;如上面提到的，在其他情况下，西班牙国王推迟付息时间，并宣布暂时破产。即使后一项行动不一定使金融商号本身倒闭，但肯定会降低以后马德里的信用程度。
西班牙衰退的根源是，未能认识保持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西班牙一再采取错误的措施:先后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与国外的大学中断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的造船厂集中力量建造大型军舰，不让建造更有用的小商船;出售专卖权，限制了贸易的发展;对出口羊毛制品征收重税，结果使西班牙在国外市场丧失竞争能力;在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税壁垒，对商业不利，而且使价格上涨。这些措施仅仅是不明智决策的一部分，从长远看，这些决策使西班牙给自身确定的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事务中发挥重大军事作用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尽管西班牙力量的削弱到17世纪40年代以后才表现出来，而造成这种力量削弱的原因则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了。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战争是世纪的国家面临的恳聋重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革使军队的规模扩大，而且几乎同时引起海上大规模冲突不断发展、结果给西方有条理的社会带来了新的巨大压力。各交战国都要学会建立令人满意的管理结构，以迎接“军事革命”;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设法用新的方法来支付战争的盘旋上升的费用。
波兰一立陶宛尽管领土广袤，但因受到种族差异和封建制度束缚的过多制约(农奴制度、落后的经济、普选产生的君主制;“贵族统治的无政府状态，使它成为政治无能的代名词”)，结果自身不能迅速变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
不仅哈布斯堡王朝，而且法国国王都不得不在关系重大的年宣布破产。远在这次战争失败之前，尽管一直在增加人头税以及盐税和关税等间接税，法国的君主制早就采取向金融家大量借债（利率高达10-16%)和卖官鬻爵等靠不住的权宜之计。更糟的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斗争和豪门贵族的野心交织在一起，爆发了长期的流血内战。当时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算不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到了年以后，扬言要成为欧洲新的战.斗中心，其命运也许与尼德兰和德国一样，沿着宗教边界长期形成分裂局面。
只是在亨利(那瓦里的)继承法国王位称亨利四世(-年)，并采取对内妥协、对外与西班牙抗衡的军事行动等政策之后，情况才有好转;亨利四世于年与马德里媾和，给法国继续保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到法国最后公开参加三十年战争时，法国并不像有些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欣欣向荣的国家，而仍是一个许多旧病缠身的国家，贵族仍然热衷于施展阴谋诡计，而且在-年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民缸义、城市失业工人起义和胡格诺派起义，加上地方官吏妨碍议会议事，使政府无法很好地行使独权;经济上，由于受到人日普遍下降、气候恶劣、农业歉收、瘟疫流行(当时似乎使欧洲很多国家陷入困境)等因素的影响，很难拿出钱来打一场大仗。
因此，从年起，法国必须用种种方法增加税收:加快出卖官职;早先减收的人头税数额的年收益率到年翻了一番。即使这样，仍然支付不了反哈布斯堡王朝战争的费用，其中包括维持一支1万人的军队的直接军事负担和对盟国的资助费用。年，法国在洛可瓦击败西班牙取得重大军事胜利，这一年的政府开支比当年收人几乎超支1倍，黎塞留的继承者马萨林不得不更肆无忌惮地出卖政府官职，并对人头税加紧控制，这两项措施都很不得人心。年的起义，从争取豁免税款反对马萨林采取新的财政措施开始，这种纷乱很快导致政府的赊账损失和被迫宣布破产，这些事件的发生决非是偶然的。
因此，在年缔结《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之后的法国和西班牙继续进行的11年战争里，两位对手好像是被打得头昏眼花的拳击手，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情况下互相抓住对方不放，任何一方都无法将另一方置于死地，这两个国家都爆发了国内起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厌恶战争，国家财政濒于崩溃。
16世纪40年代的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带来了沉重灾难，耗费了万英镑。这笔巨额费用约为国王正常收人的10倍。这种情况迫使国王的大臣们不择手段地捞取钱财;以低价变卖宗教的财产、以捏造的罪名没收贵族的财产、多次强制性借款、大量降低铸币的成色，最后求助于富格尔银行家和其他的外国银行家，因此，年解决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是解救濒于破产的政府的一项备受欢迎的举动。
英国在军事上的落后表现在军队的素质差，而且英国的财政拿不出钱来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在年伊丽莎白一世就任都绎王朝女王时，她慎重地承认这些局限性，而且避开这些困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年以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生的冲突对伊丽莎白政府提出了战略上和财政上的要求。在考虑英国最好应采用什么战略时，霍金斯、雷利、德雷克等海军将领和其他人都敦促女王执行下述政策，即阻止西班牙的白银贸易、袭击敌人的沿海地区和殖民地，而且利用海上力量的优势进行作战总的说来费用较低—这在理论上是一种有吸引力的主张，尽管这种主张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实施。但是还需要向尼德兰和法国北部派出部队以援助他们与西班牙军队的作战——采纳这项战略并非出于对荷兰的起义者或法国的新教徒有什么厚爱，而是完全出于伊丽莎白一语点破的原因，即“法国的末日来临之时，也是英国灭亡的前夜”。
在年，花在尼德兰上的费用共计10万英镑，年为17.5万英镑分别约为各年总支出的一半;在西班牙向英国派出无敌舰队的年，向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万英镑。因此，在16世纪80年代后期，伊丽莎白每年的开支为16世纪80年代初期的2至3倍。在以后的10.年间，女王的开支每年超过35万英镑，爱尔兰战役爆发后，女王统治时期最后4年的年度开支费用平均为50多万英镑。正象要从变卖王室领地和专卖权等其他来源筹集资金那样，政府别无选择，只好一再召开下议院会议，请求额外拨款，英国政府得到了这笔拨.款(总额约万英镑)，既没宣布破产，也没有扣发部队薪棒，这一切都证明了女王和她的议员们很老练又很明智;而战争岁月是对整个政体的考验，遗留一下的债务让斯图亚特王室的詹姆上一世国王偿还，使詹姆士一世及其继承者依赖于一个多疑的下议院和一个谨慎小心的伦敦金融市场。
在年之后的数年，西班牙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落到了中立的荷兰手里，而在沿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上，敌人的私掠船从英国的商船上掠夺大量财富。尤其是资助一支7万人的陆军和一支庞大的海军耗费极大;据估计，年时英国政府的总支出为.8万英镑，其中有多方英镑用于陆军，74.2万英镑用于海军。横征暴敛空前严重，即使这样仍然不能满足政府需要，政府开支比爆发英国革命之前的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无法容忽的水平还高出3倍。债务不断增加，拖欠士兵和船员的薪捧。英国与西班牙的这几年战争无疑使公众越来越厌恶克伦威尔的统治，结果商人阶层的大部分人都祈求和平。当然还不致出现这种情况，即这场冲突使英国完全崩溃——尽管如果英国象西班牙那样长期参与大国之伺的斗争无疑是会出现这种结局的。英国的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增长，加上从殖民地和航运得到的收益，开始奠定了稳固的经济基础;一旦爆发另一场战争，伦敦政府可以依赖这个基础;恰恰由于英国——和尼德兰的联省共和国一起——在这之前己发展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实现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平相应提高的罕见的伟绩。
瑞典在-年间与丹麦的战争中遭到渗败，给人的暗示是，瑞典.的结局是衰退，而不是发展。此外，瑞典在立宪问题上，而不是在宗教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裂，其结果是加强了贵族的特权。而瑞典的最严重的弱点是其经济基础薄弱。瑞典的大部分领土是北极的不毛之地或者森林。瑞典约有90万人口，其中95%是农民，他们分散经营，基本上自给自足;而芬兰约有万人日，比意大利的很多城邦的人口少。瑞典当时几乎没有城镇和工业;很难发现“中产阶级”，交换货物和劳务仍然是主要的交换方式。因此在年轻的古斯塔夫·阿多夫于年继承王位时，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看，瑞典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促使瑞典从上述看来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外部因素指外国的一些企业家，尤其是荷兰人、德国人和华隆人;瑞典的木材。铁矿和铜矿等原料丰富，瑞典对他们来说是有发展前途的“不发达”国家。在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把成品卖给瑞典人，还从瑞典人那儿买进矿石;他在这段时间里还建立锯木厂、铸造厂和其他工厂，向国王放债，吸引瑞典参加到主要在阿姆斯特丹的基础上建立的商业“世界体系”中。不久瑞典成为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国，这些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外汇收人，这些外汇很快可用来负担发展武装部队的费用。瑞典在军火生产上成为自给自足的国家，这是难得的成就，而这一成就也应归功于外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
内部因素是人们熟悉的，指古斯塔夫:阿多夫及其助手倡导的一系列改革。这个时期除了某些方面，在法庭、国库、税制、平衡法院的集中管理、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效能和效率都有所提高。引导贵族不分宗派担任国家公职。确保了宗教团结。看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正常运行。古斯塔夫在这些扎实的基础上可以建设一支瑞典海军，保护沿海地区不受丹麦和波兰等敌国的袭击，保证瑞典海军在波罗的海航道上的安全。不管怎样，”国王的声誉首先是靠他那伟大的军事改革:用征兵方式扩充国家的常备军，用新的战术训练部队，提高骑兵的素质，采用机动性强的轻型炮兵部队，最后一点是，军队将领注意严明纪律、鼓舞士气。古斯塔夭在年夏天进入德国北部援助新教徒的事业时，他率领的部队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瑞典”军队共有15万人，实际上其中4/5是外国雇佣兵，有苏格兰人、英国人和德国人，雇~佣兵的费用惊人。即使是17世纪20年代反彼兰的斗争就已造成了瑞典的公共财政拮据，而对德之战的消耗则大得多。可是，瑞典人显然是设法让其他国家承担这笔费用。一众所周知，外国，尤其是法国提供补贴，但这些补贴只能支付其中的部分费用。补贴的真正来源是德国本身:各个王侯的领地、自由城市，凡是对瑞典友好的，必须对这一事业作出贡献;凡是对瑞典敌视的，必须拿出赎金以免遭到掠夺。此外，这支由瑞典人率领的庞大军队在驻扎地强征营房和粮秣。国王的副手瓦伦斯泰确实己经完善了这一套体系，他用强索“贡献”政策资助了一支兵员超过10万人的帝国军队;但是这甩要提出的是，给这支曾在-4年制止哈布斯堡的进攻中作出贡献的庞大的军队提供资助的并非瑞典人。就在签订《威斯特发里约和约》的那个月，瑞典军队当时正在波希米亚掠夺;瑞典军队只是在得到大量“补偿”时才撤出，这样说是完全恰当的。
荷兰和其他国家不同(尽管与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并无不同)，它是一个具有政府的寡头政治形式的共和国;荷兰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其实力基础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财政领域。荷兰至少在防御方面确实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军事强国;荷兰一直拥有一支最有影响的海军力量，只是到了17世纪，英国后来居上，使荷兰相形见绌。荷兰武装力量在上述各方面的表现是荷兰加强实力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其本质。
夸大荷兰共和国的财富和财政的稳定性，或者认为荷兰发现能轻而易举地承担长期冲突(尤其在冲突的早期阶段)的费用，那是不明智的。在联省共和国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战争造成惨重破坏，贸易损失严重，人口大量减少。即使是经济繁荣的荷兰省也承担沉重的税收负担;在年，荷兰省必须负担96万佛罗林的战争费用，年的战争费用约为万佛罗林。到17世纪初期，与西班牙作战的费用每年上升到0万佛罗林，很多人不知道在.不造成财力拮据的前提下这场战争能打多久。使荷兰人感到幸运的是西班牙的经济——及其负担佛兰德尔叛变军队的费用的能力——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最后迫使马德里同意在年停火。
荷兰支配丰富的鲜鱼贸易，填海造田，增加了国家的财源。荷兰利用庞大的商船队，尤其是三桅小商船(结构简单而坚周耐用的货船)，到公元16佣年时，承担了欧洲的大量运输业务:荷兰船只沿着所有水路运输木材、谷物、纺织品、食盐和鲜鱼。使荷兰的英国盟国以.及很多的荷兰喀尔文派教徒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生意人为了盈利不惜风险将上述货物运送给荷兰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西班牙。在荷兰国内，大量进口原料，尔后由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莱顿等地的各种行业“加工”。“糖的提炼、熔化、蒸馏、酿造、截断烟草、类丝和陶器、玻璃、军火生产、印刷、造纸”成为荷兰的主要工业。这样，到年，荷兰拥有67万人口，其中约56%在中等城镇生活，这一事实就不会使人奇怪了。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风的经济看来比荷兰落后。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联省共和国作为欧洲的货物装运国、交易国、商品经销国的必然结果。荷兰的金融家和机构提供的业务项目(受理贴现存款、货币划拨、贷记和交换汇票，流动贷款)，与威尼斯和热那亚已确定的做法没有差别;但荷兰的做法反映出联省共和国的贸易财富，这种贸易的规模更大，而且更可靠—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而巨希望让偿付能力强的货币、有担保的债权、定期偿还担保的债务等原则付诸实施。采取上述做法后，政府贷款通常有.可用资金，从而使荷兰共和国与其对手相比，具有无法估量的优点;而且既然由于荷兰迅速偿还债务，使信用率很稳定。因此荷兰与其他政府相比，能得到低息借款——这在17世纪乃至任何时候确实都是一大优点。
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英国的最后几年，或者在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政府全部开支的3/4用于战争，或偿付以前的战争债务。
对国家来说，武装部队并不是可以预测的可靠工具。由于供应匮乏，或者更严重的是拖欠薪炯，大批人员失控的现象一再发生。在l年至年期间，佛兰德斯的军队的叛变次数不少于46次;像瑞典在德国的军队，或者克伦威尔率领的新模范军都是很庞大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叛变也时有发生，尽管叛变次数没有佛兰德斯的军.队那样多。
从政府贷款中得到的固定收人使联省共和国越来越远离生产经济而蜕变为食利者经济，到18·世纪末时，联省共和国的银行家不大愿意为大型工业企业的资本承担风险;由于筹措债款轻而易举，结果使荷兰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由于这些债务是用营业税来偿还的，所以使工资和价格L涨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订购外国政府的贷款时，荷兰极少考虑客户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而更关心客户的财政是否稳定可靠。因此，可以把为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确定的贷款条件作为衡量这些国家各自经济潜力的一个标准，他们向银行家提供的抵押品，和他们偿还利息和保险费的记录，归根结底，看作他们在参加一场大国间的战争之后成功地振兴国家的前景。
到18世纪时，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由议会监督公共财政的形式，这种财政管理形式使英国在争夺盟主地位的斗争中拥有很大优势。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支出和国债增加不损害(而事实上也许还增加了):英国在商业上和工业上的投资，而看来法国早已鼓励剩余资金持有者购买官爵或年金享受权，而不是鼓励在商业上投资，这在当时已是普遍现象。
可惜法国港口本来在商业上很有发展前途，一再遭到王室的掠夺，王室“对财政需要贪得无厌，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索取新的数额更大的收入”。“对商业征收的”大量的“沉重的、不公平的和反复无常的直接税和间接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卖官鬻爵限制了地方资本在贸易上的投资，而且这些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使这种趋势更加严重;垄断性的公司限制了自由企业的发展。
对法国君主制来说，战时筹措大笔款项总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即使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由于愈来愈多地利用荷兰的资金来解决法国货币长期升值、法国拒绝偿付部分债务、法国对短期票据持有者和长期票据持有者任意采取损害他们利益的行动，所有这一切促使银行家要求—而且促使处于绝境的法国国家同意—使利率远远高出向英国和欧洲其他很多政府支付的利率。即使法国愿意以高息举债，波旁王朝仍末得到在长期战争中维持全面军事努力所需的费用。
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是，到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的国债也许与英国的国债几乎不分伯仲，都约为2.15亿英镑，但法国每年付息万英镑;几乎比英国多一倍。更糟的是，以后各届财政总监征收新税的努力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
增加收人以支付现有——还有以前的战争费用这个问题是所有政权及其政治家全力解决的问题。即使在和平时期，维持武装部队的费用占国家支出的40-50%;在战时，国家‘支出人得多，维持武装部队的费用占国家支出的80%乃至90%！因此，任何国家不管拥有什么政体，在整个欧洲，专制独裁帝国、君主立宪制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都面临同样的困难。在每一回合的战斗之后(尤其是年和年之后)，多数国家极其迫切地需要喘息，从经济衰竭中复苏，设法消除往往由犷战争和增加税收造成的国内不满;而欧洲的国家体制具有竞争的、利己主义的性质，这意味着长期的和平是异乎寻常的，也意味着再用几年时间为下次战争作准备。
在俄国和西班牙，除了对农民和尚不发达的中产阶级进一步榨取外，筹集资金的前景渺茫。在这样多的旧制社会阶层(例如匈牙利的贵族、西班牙的教会)要求免税的情况下，即使提出精心筹划的间接税、降低货币成色和印刷纸币等措施也几乎很难维持和平时期苦心经营的军队和宫廷;而且由于战争爆发，结果采取了防范国家紧急状况的特殊财政措施，一而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西欧的金融市场，或者更理想的是，利用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提供直接补贴以招募雇佣军和购买补给品。
从17世纪60年代末起，荷兰动辄遭到来自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的陆上威胁，使荷兰的上述困境更加严重。既然这种危险比一个世纪前西班牙造成的威胁还要严重，荷兰人被迫扩充自己的军队(到年，荷兰军队有9.3万余人)，并动用更多的兵力守卫南部边界的要塞。荷兰耗费的精力表现在两个方面;荷兰将其大量资金用到军费支出上，结果战争债务螺旋上升、偿付利息、增加营业税、实行高工资，从而削弱了国家商业的长期竞争能力;而且在战争期间使人民的生命蒙受严重损失，令人费解的是，当时人口一直停留在万左右。
威廉二世在年加强同英国联盟拯救了联省共和国，但同时也是促使作为独立的大国的联省共和国的地位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与年后的情况又何其相似:对于马博罗的远亲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为救亡而战斗的英帝国来说，租借法案以及同美国联盟既是一种援助，也是促使英帝国削弱的因素。
当美国穿过阿勒格尼和大平原进行扩张和俄国穿过大草原进行扩张时，他们都没有遇到危及他们国内基地的军事上先进的对手。因此、他们在各自与西欧打交道时，具有”前线”比较单一的优点。他们能对人们确认的某些大国进行挑战，或者至少使这些国家分散精力，与此同时，由于这两个国家都远离欧洲的主要作战地区，因而他们不容易受到攻击。
到18世纪时，很难确切衡量俄国是.几流国家。俄国军队的兵员往往超过法国;俄国在纺织品和铁等重要产品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对俄国的任何对手来说，俄国至少是一个从西部极难征服，也许是无法征服的国家;俄国拥有“火药帝国”的地位，因此它能打败东方的游牧部落，而且因而得到更多的人力、原料和可耕地等资源，这样一来又增强了它在大国中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政府的指导下，显然决心用一切办法实现现代化，尽管这项政策的速度和成绩往往言过其实。落后迹象依然在多方面存在:贫困和残忍程度令人震惊、人均收入极低、交通通信设施差、气候恶劣、技术和教育停滞不前，更不用说罗曼诺夫王朝种种反动而有害的特点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叶卡特琳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没有造.就什么令人瞩目的业绩。
到年，托利党的内阁在威斯敏斯特执政，该内阁渴望嫌和，以确保英国的海上利益和帝国的利益，并减少英国在欧洲大陆战争中耗费的费用。最后，原先被选为反法同盟的获得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的查理大公，突然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使他的合作者丧失了让他同时控制西班牙的热情。英国于年初单方面不履行战争义务，后来荷兰仿效英国，乃至渴望成为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的查理皇帝在又一年的毫无所获的战役之后，也承认需要和平。
年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和年签订的《拉斯达特和约》规定了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平条款。从总的解决方案看，英国无疑是最大的受惠国。
英国无疑异乎寻常地依赖对外贸易，因而很容易受到拿破仑为禁止贸易而实行“大陆封锁体系”的破坏。法国及其比较顺从的卫星国〔例如，丹麦)先后在年和一年间进行的贸易战，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出现危机。仓库中堆积了生产)的大量存货，殖民地的产品挤满伦敦码头。城镇的失业人口和乡村的动乱使商人更加担心，也促使经济学家谋求和平;国债的惊人增长出现类似结果，在年以后与美国的关系恶化而且对美国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额下降时，面临的经济压力看来几乎无法承受。
实际上，英国承受得了这种经济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英国面临的压力并没有自始拿终完全起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称霸的这场革命缓和了英国年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正如俄国断绝。与拿破仑的关系缓和了-年的衰退，使英国的货物可以大量进人波罗的海和欣洲北部一样。再者，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英国的大量产品和殖民地的转口商品偷运到大陆，取得巨额利润，而且往往得到当地受贿官员的默许;被禁运的物品从赫尔戈兰迂回到达萨洛尼卡急需这种物品的买主手中，这种情况与年英美战争期间，有关商品在加拿大和新英格兰之间旅行一样。最后。与未受大陆封锁体系和美洲的翻不来往”政策的损害的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尽管西班牙在当地的总督作出全部努力)和近东等地区的贸易的大幅度增加才使英国的出口经济得以维持下来。尽管英国的贸易在某些市场、某些时候遭到严重破坏，但总的趋势很清楚;菜国产品的出口总额-年为万英镑，-年为万英镑，到-年间上升为万英镑。
英国经济在面临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崩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当时正积极参.与产业革命，这使拿破仑感到遗憾。这两个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显然以很多特有的方式在交互起作用:政府’的军火订货促进了铁、钢、煤和木材的贸易，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了金融活动，新的出口市场促进了有些工厂的生产，这种情况恰巧与法国的“反封锁”抑制了这些工厂的生产一样。
英国人的纳税额确实远远超出1世纪的官僚可想象的限度，国债.几乎增加2倍;但是创造的新财富使这类负担比较容易承受，从而英国尽管国家较小和人口较少，但比堂堂的拿破仑帝国却更能忍受战争的代价。
总的说来，战后法国工业显然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因为法国采取防范外国对手的保护性做法。
法国经济由于在大西洋部分出现“非工业化”，而且与外界大部分地区分隔开来，因而转向国内农民、小城镇的商业及其局部的、缺乏竞争力和规模较小的行业。
征收直接税在国内不得人心，因而无法大量征收，这就是拿破仑恢复旧制的烟草税、盐税和其他税收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是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制止年度赤字达到数亿法郎，设立法兰西银行以及各种其它金融手段和机构可使国家实行隐蔽的纸币政策，因而可利用赊账方法而避免陷入经济困境，尽管皇帝声称反对举债口但是即使采取这些措施仍然不够。亏空只能在别处箕补。
拿破仑的帝国主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极大程度上的话)，是靠掠夺来补偿的。这个掠夺过程开始是从国内投收和变卖已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这场革命的各次战役使法军进入邻国时，看来很:自然的就由其它国家的人民来承担这场斗争的费用。直截了当地说，是用战争支持战争。拿破仑不仅偿付了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而且实.际上还给法国和他本人带来好处。他没收战败国——王室和领主的财产，直接获得敌纵的军队、兵营、博物馆和国库的战利品;勒索甩现金和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向卫星国派出军队、并要卫星国提供分遣部队。
我的权办取决于我的光荣，而我的光荣取决于我已经底得的胜利。如果我不把权力寄托在新的光荣和新的胜利止，我的权力就会衰退。征服使我有今天，只有征服我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拿破仑）
拿破仑在年末攻进西班牙，并没有象他主观想象那样，“决定了”战役的胜负。拿破仑在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过程中，无意之中启发当地百姓学会了游击战，而这是更难镇压下去的，此外，法军的后勤问题又严重恶化。
由于英国强烈要求将法国的版图恢复原状，而且在3月9日签订的《肖蒙条约》中允诺再提供万英镑的补贴。反法同盟成员国的政府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对法国一直施加压力。到年3月30日，甚至连拿破仑的元帅们也觉得压力太大，又过了一周，皇帝宣布退位。
在拿破仑垮台之后，欧洲的陆上力量大体平衡，另一方面，海上力量发展不平衡，英国的海军基本上占垄断地位，这种状况使英国经济上超过其所有对手的领先地位又得以加强，而经济上领先又加强了海上的垄断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印度，这是不断推行军事扩张主义和进行掠夺的结果，因此，战争和谋求利润相互作用，使次大陆于18世纪末纳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样，夺取圣多明戈(在法国大革命前，圣多明戈承担法国的殖民地贸易的3/4，很令人注目)的结果，到18世纪90年代末，己成为英国商品的重要市场和英国转口贸易商品的重要来源。此外，不仅在北美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印度和远东的海外殖民地的发展超过欧洲的殖民地，而且这类长途贸易通常盈利更多，还进一步促进舫运、商品交易、海上保险、票据结算和银行业务的发展，从而增强了伦敦成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尽管近来有些论著怀疑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海外扩张尤疑可以使英国利用其敌人所没有的大量新财富，这仍然是事实。由于到年已控制欧洲的多数殖民地，控制了海.h航路和盈利的转口贸易。并在实现土业化的过程中比其它社会遥遥领先，因此，英国当时成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随着英国在一毗界的贸易结构中发展成为“超优经济”;英国变得更加富裕。皮特和卡斯尔雷大力坚持的平衡原则，只用于处理欧洲的领土安排，而不在殖民地和商业方面。
年，当法国陆军精锐被撵出俄国时，俄国将领库图佐夫由于怀疑全面摧毁拿破仑的想法是否明智，希望俄国军队停止向西推进，他说的话不仅仅是为他自已辩护，因为“继承权不会属于俄国和欧洲大陆任何国家，而是属于现已得到制海权的强国，而它一旦称霸，令人难以容忍。”在当时的最后岁.月，必然出现下述结局，即拿破仑过份自信和拒绝妥协，势必不仅自己垮台，而且使他头号敌人取得辉煌胜利。
英国的人口从年的万:增长到的万(年增长率为1.26%）英国国民产值的增长快得多，在19世纪大概增长了13倍。由于统计数字于涉及的地区不同，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2-2.25%仅在维多利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值增长了1倍半。
正如社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产业革命确实使新生无产阶级付出了自大代价，他们在厂矿‘劳动，在不卫生的、拥挤的和草率建设起来的城市中生活。一然而，根本的事实是，“机器时代”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给当时带来广泛的好处:英国在5-年期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15-5%，而在后来的半个世纪，竟增长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顿对那些指责工业化是一场灾难的人说:“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给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几代儿童提供衣食和就业。”
年艾什顿清醒地注意到了另一实事:当今，在印度和中国大地上，只见瘟疚流行，饿俘遍野，看来，那里的男男女女，过着牛马般的生活，白天与牛马同劳作，入夜与牛马同安息。这样的亚细亚标准和没有实现机械化的惨状，就是那些仅增加人口而未经历产业革命的人们的命运。
在18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之间，英国实现厂纺织机械化，仅在纺织工业一个部门，其生产率增加到-倍，因此，英国在世界总的工业中的份额急剧增加就不足为奇了，而且随着英国变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份额继续增加。
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事实上，从科尔特斯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但这时加快了步伐。在年;欧洲占领或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5%;到年比例上升到67%，而到年达到84%以上。
尽管5年以后，英国皇家海军人数不断减少，但其实际战斗力有时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海军，或四支海军。
目前总的形势是，竟争远远不如两个世纪以前那样激烈，那时为了帝国版图，英国必须反复与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作战。现在，除对法国在太平祥的活动或俄国在上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不时感到吃惊外，已经没有厉害的对手了。因此，所谓在5年至年期间，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在强权政治的真空中存在的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这也是英国殖民军规模较小的原因。美国共和政体在西半球的发展以及法国和俄国在东半球的发展，确实限制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并给它带来一些问题。但在很多热带地区英国势力(商人、殖民者、探险者、传教士)长期以来除土著民族外，没有遭遇其他任何外国人。
5年至年期间，年平均扩张速度约10万平方英里(根据某项估算)。有些殖民地是为了战略和贸易的目的夺取的，如新加坡、亚丁、福克兰群岛、香港、拉各斯;而另一些则是贪婪土地的白种殖民者扩张的结果，他们越过南非草原，加拿大大草原和澳大利亚人口稀少的内地，他们的扩张往往激起当地人的反抗，又总是被英国或英属印度派来的部队镇压下去。
联合王国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容易得到资金，加上国家金融体制改进，因而促使英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以后的10年内，年输出额为万英镑左右，到19世纪中期上升到0多万英镑，而到年至年期间，每年达到惊人的7万英镑。英国从这些利息和股息中得到的收人，在19世纪30年代末，每年可轻而易举达到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0万英镑;但英国随即将其中天部分收人向海外再投资，使其有效地螺旋式上升，从而不仅使英国更加富裕、而且不断促进全球贸易和交通。
正如很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个帝国的持久力相当惊人;该帝国径受住了宗教改革运动、土耳其人、法国大革命的考验，.而且还证明能经受住-年事件、年的溃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的严峻考验。尽管哈布斯堡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也自有优势。这个君主政体不仅得到德意志种族的臣民的效忠，而且还得到非德意志国家的很多贵族和“士兵”家属的效忠;例如，哈布斯堡帝国在波兰的统治与俄国和普鲁士的管理相比是相当宽厚的。
法国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受损失，但在18l年以后50年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比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优越。法国的国民收入高得多，而且使用资金更为方便;法国的人口远远超过普鲁士，而且比哈布斯堡帝国的人口分布更加均匀;法国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而且还能负担一支数量可观的海军。
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产值与法国的相当;到了年英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5%;而到了年，这个比例上升到%。再者，即使当19世纪的后50年法国的铁路建设和全面工业化的速度开始加快时，法国惊讶地发现德国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快。
法国在5年以后振兴，而法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强国，即使在其领导人已认识到法国的优势再也无法与两个世纪以前相比的情况下，仍很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在军事上相当强大，是一个只可与之友好相处而不可与之敌对的国家。
年，俄国的人均收人为英国的一半，60年后，约为英国的1/4。
同样，俄国的铁产量在19世纪初增长一倍，而英国则增长了29倍，根本无法相比;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俄国从欧洲最大的生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为日益依赖于进口西方产品的国家，甚全需要正确地看待俄国在铁路和轮船等交通工具方面取得的进展。到年，俄国的铁路仅仅比一英里略多一点，而美国的铁路有8英里。
年至年的克里米亚战役证实了俄国确实落后，令人十分震惊。沙皇的军队集中不起来。
俄军的老式的缝发枪机滑膛枪的射程为码，而英法联军的步枪的有效射程实际上达到0码;因此俄国人的死伤惨重。
英法联军的部队和援乒从法国和英国经海路在三周内可到达克里米亚，而俄国的部队有时要用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吃惊的是俄军的装备库存告罄，”战争开始时，储备的枪支有万支;到年底时，储备的枪支只留下9万支。在门野战炮中，只有门可以使用。……火药和子弹的储备甚至更加糟糕”。战争的时间持续越长，英法联军就拥有越大的优势，而英国人实行封锁使新武器无法进口。
即使在年4月爆发内裁之前，美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尽管美国与欧洲相距很远，美国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发展上(而不是放在外贸上)，而且农村比较艰苦，所有这一切部分地掩盖了这一事实，尽管美国在年时、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此重还大大落后于英国，都已超过德国和俄国，而且即将超过法国。
年时德意志诸邦的总人习已超过法国，一而双权是德意志的分裂掩盖了这一事实。德国的铁路线里程数超过其他国家，而且这些铁路线十分适合军用。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钢铁产量正赶上法国。德国的煤产量比法国多1倍以上，德国的现代能源消耗比法国多50%。德国的产业革命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象克虏伯钢铁和军械联合企业那样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增弹了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军队的短期服役制度使国内外的自由派不安——而且当时，人们都普遍批评“普鲁士军国主义”，一一但是这项制度能有效地将国家的人力动员起来，用于军事目的比自由放任的西方国家或落后的以农业为主要成份的东方国家都做得好。
从生产力和世界影响看，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末也许达到发展顶峰(即使格莱斯顿首次出在首相时执行了的政策往往掩盖这一事实)。主要的失败者是那些不在欧洲的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农民国家，这些社会经受不了西方工业产品的冲击和西方时军事袭击。由于同样的基本原因，俄国、哈布斯堡帝国等工业化不太发达的欧洲大国开始丧失它们早先的地位。
到，德国和美国的工业产值已分别占世界工业产值的13%和23%。
直到年，欧洲诸大国才把它们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级别从公使升格为大使——这是成为头等大国家的标志。
一旦把有关意大利的统计数字与其他大国相比，便显得暗淡无光了。它确实建立了钢铁工业，但它在年的产量只及英国的1/8、德国的1/17、比利时的2/5。它的工业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由于起点很低，所以实际成果给人印象不深。
日本是侥幸打败了更为落后的中国和军事上头重脚轻并且因圣彼得斯堡和远东之间距离遥远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沙皇俄国。此外，2年的英目联盟曾允许日本得在无第三国干涉的情况下在其附近领域作战，它的海军依靠的是英国建造的战舰，它的陆军依靠的是克虏伯制造的枪炮。最一重要的是它发现靠本身的资源已不可能在财政上支持高昂的战争花费，但它还能依靠从美国和英国筹措到的短期贷款。正象结果所显示的，到5年底，当同俄国进行和谈时，日本已濒临破产。东京公众可能对此尚不清楚，他们对最后协议规定了一些宽容的条件使俄国能够轻易溜掉而感到愤怒。尽管如此，由于胜利已被确认，日本的武装力量受到了颂扬和称赞，它的经济得以恢复，它的大国地位(即使是地区性的)得到所有国家的承认，日本成熟了。
钢产量的增加更为惊人，年德国的产量为万吨，高于英、法、俄只国产量的总和。尤其引人注目的乃是德国在电力、光学和化学等20世纪新兴工业方面的成就。
那时，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14.8%)已高于英国(13.6%），是法国(6.1%）的两倍半。它已成为欧洲的经济动力点，尽管它一再声称缺乏资本，但似乎并未减缓其发展速度。
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德国是“天生被包围着的”。即使德国的扩张主义指向的是海外，但如果不侵犯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它将如何走出去呢?向拉丁美洲进行冒险只能以同美国开战为代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扩张总要遭到英国和俄国的反对，而在5年日本战胜俄国之后便不再成为问题。建造巴格达铁路的企图使伦敦和圣彼得堡都深感不安保护葡萄牙殖民地的努力受到英国的阻挠。当美国能够明目张胆地在西半球扩大其影响时，日本正在侵入中国，俄国和英国在向中东渗透，法国则在“修整”它在西北非的殖民地，而德国人却两手空空。
从强权政治的标准看，德国确实具有重要的特性。它是一个把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工业化的实力与东方君主国专断的(有人企图说成是不负责的)决策结合起来的一个大国。除美国外，它确是一个拥有向现存秩疼挑战实力的“新到来的”大国，而且，它是一个在上升中的大国，如果它进一步.向东或向西扩展它的边界，它就只能牺牲强大的邻国利益:用卡利奥的话说，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损害欧洲的均势。
奥匈帝国的国防经费在“国家(即中央政府)经费”中所占比例，远少于任何其他大国。结果，它的舰队从来也没有足够的经费用以赶上在地中海的意大利海军，更不必说法国海军了。分配给陆军的经.费也只有俄国和普鲁士陆军所享受到的1/3到1/2。陆军的武器，特别是火炮，都已过时，而且数量很少。因为缺乏资金，只有30%左右可征用的人力应征人伍，而且其中许多人又被打发“长期休假”或者只接受八周的训练。这种制度难以造就大批能适应战时需要的后备军人。
在年和0年间，法国所拥有的殖民地又增加了万平方里，它无疑是仅次于英国的最大海外帝国。
工业生产在0一年间的年增长率约为4%，在-年间约为
3%，后来增长得更加缓慢;在---年间，年增长率只略高于1.5%，远远低于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工业优势的丧失，很快反映在对用户的无情竞争中。首先，英国出口商品定价偏高，以致在经常受高关税壁垒保护的工业化欧洲和北美市场上丧失了它们的有利地位，并且此后又丧失了某些殖民地市场，在这些市场上其他大国一面与之进行商业竟争，一面在它们的新附属地征收关税;最后，人们意识到由于越来越多的外国产品进人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使英国工业受到削弱—这是英国变得更无竟争能力的最明显的标志。
19世纪后期英国生产率的衰退和竞争能力的减弱，是经济史上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间题，例如民族特性、世代差异、社会精神气质、教育制度以及一些更特殊的经济原因，象投资少、工厂落后、劳资关系恶劣、推销无术等等.对于关心相对状况的大战略研究者来说，这些解释并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从总体上讲英国正在不断失去的基础。年，联合王国在世界工业总生产能力中所占比例.为22.9%，到年这个数字己下降到13.6%；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在年为23.2%，而在-年间已只有14.1%。就工业实力来讲，美国和德意志帝国已走在前面。这个“世界工场”现已处在第二位，这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展，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
因此，英帝国主义者开始关心关税改革——放弃自由贸易规定以保护英国工业——并且更加密切与白人自治领地的关系，以保证国防税收和帝国专有的市场。用约瑟夫、张伯伦吓唬人的话说，英国现在已成为“疲倦的泰坦，(摇摇晃晃地）顶举着过于巨大命运之球”。英国海军大臣警告说，在未来的岁月内，联合王国依靠卖身力量将不足以保持其应有的与美国或者与俄国，甚至是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我们将被真正的势力推到一旁。
一旦英国卷入大国之间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工业化战争，就会发现它的许多军事工业(例如，炮弹、飞机、滚珠轴承、光学设备、永磁电机、染料)不足所需，这反映了以下一个传统的估计，即英国军队是为了应付小规模殖民战争而部署和装备的，不适用于大规模陆战。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军参加的正好是这种小规模冲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内，大不列颠意识到在工业上已被美国和德国超过，并且在商业、殖民地和海运方面受到激烈的竞争。然而，从财政资源、生产能力、帝国领地和海军实力综合来看，它可能仍然是世界“头号”大国，尽管其领先程度已远不如年时那样明显。但是，这种“头号”大国的地位也是英国的主要问题。
虽然俄国在年以前是第四工业大国，但比美国、英国和德国却落后许多。以钢产量、能源消耗、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例和总工业潜力等一些指标同英国和德国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如果把这些数字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并按人平均计算，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在年，俄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少于德国的l/4，不足英国的1/6。
斯托雷平在9年曾夸口说:“假如给俄国20年的国内外和平，你就会认不出俄国了。”这可能是真的，尽管德国的实力在同一时期内似乎也能提高。
有一种计算认为，的确，如果这样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并且能避免一次世界大战的话，那么到年美国就会超过欧洲而成为拥有世界最大经济产值的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老牌大国遭受;经济损失和失调，使美国提前了6年，到年就实现了上述的计算，甚至在年的大灾难以前，“瓦斯科·达·伽玛时代”——欧洲统治世界的4个世纪——就即将结束了。
对外贸易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确实不大(年外贸收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而英国占26%)，但它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冲击却相当可观。
在到年间，美国出口增加6倍多(从3.34亿美元增加到23.65亿美元)，而由于有效地保护了自已的市场，进口只增加了4倍(从3.56亿美元增加到18.96亿美元)。面对廉价美国产品大量涌进的情况，欧洲大陆农场主们鼓动提高关税——他们通常也能达到要求;英国，为了换取自由贸易，已经牺牲了它的谷物农场主们的利益，但这时山于美国机器和钢铁大量涌进也产生了警惕。当新闻记者W.T.斯蒂德耸人听闻地写道“世界在美国化”——这是他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书名——的同时，威廉皇帝和欧洲其他领导人则暗示有必要联合起来对付“不公平”的美国贸易巨人。
美国工业实力和海外贸易的这种崛起，也许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更为强硬的外交和美国浮夸风格的“世界政治”。气即主张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特殊的道义上的天赋。这正是美国对外政策比旧世界高明之处，但这一主张掺杂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论点，同时也掺杂着工业和农业压力集团获取海外市场的强烈愿望。传统的，也许经常是被夸大的关于门罗主义受到威胁的警告，常是伴随着美国跨越.太平洋去履行它的“天命论”‘虽然美国仍须避免纠缠于结盟之中，但国内许多集团现在极力敦促它开展更积极的外交——在麦金利、(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政府领导下正是这样做的。年就委内瑞拉边界争端同英国发生了争吵——从门罗主义来看是正当的——3年以后又在古巴问题上同西班牙进行了更加戏剧性的战争。华盛顿要求单独控制地峡运河(代替过去的与英国共管安排)，不顾加拿大的抗议重新划定阿拉斯加边界，以及2-3）年在德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后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做好舰队作战准备，以上这些都表明美国决心在西半球不受其他任何大国的挑战。然而，作为这种态势的“必然结果”美国政府已表现出要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诸如尼加拉瓜、海地、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外交压力和军事手段进行于涉的意愿，如果它们的行为不符合美国准则的话。
法国和俄国都没有其他有名的大陆盟友;相互的利益促使他们彼此接近，俄国需要法国的贷款和武器，法国需要俄国的军事援助。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法国与反动的沙皇制度之间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而使这一趋势减缓了一段时间，但O年稗斯麦的退休和威廉二世政府的更具威胁的行动促成此事。到年，形成法俄“两国同盟，抗衡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同盟，的局面，只要“三国同盟”存在，法俄相互承担的这种政治和军事义务就将继续下去。
2年在英日建立联盟时，英国的政治家也是想猎此减轻一下英国在中国的困难战略负担，尽管这在一定条件下要以支持日本为代价。
柏林不愿陷入战争，而是选择了外交取胜的作法，迫使其首要敌人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辞职，并坚决主张召开国际会议以制止法国对摩洛哥的权利的要求。但因大多数与会国支持法国在摩洛哥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所以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无情地证实了德国的外交影响比俾斯麦时期已下降到何种程度，尽管其工业和海、陆军实力仍在增长。
沙皇制度由于采取不顾后果的非平衡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在掘坟墓。这种财政政策本质上是取消贸易(占其年收人的1/3)，使铁路收人损失严重(这是它在和平时期的另一大收入来源)，并且——与劳合.乔治不同——拒绝提高较富裕阶层的所得税。国家所采取的办法是发行更多的公债和印制更多的纸币以支付战争开支。物价指数螺旋式上升，以年6月的指数为计算，到年1月上升为，年6月又上升到,这时食品的供不应求和过度的通货膨胀可怕地结合在一起，触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
产量的迅速提高使得一位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议论:“不是英国，更不是美国而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为民主的兵工厂。”
然而，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援助，法国也不可能太多的把投资集中用于武器生产一一机枪生产增加了倍，步枪生产增加倍。英美的援助在于向新建军火工业输送所急需的煤、焦炭、生铁、钢和机床;英美贷款36亿多美元，法国靠此得以支付海外进口的原料;提供给法国的航运能力，没有这方面的援助，大部分的物资转送将无法进行;另外，英美还提供了粮食。
年是歉收的一年，粮食缺乏，物价不祥地像旋式上涨，法军本身的谷物储备减少到只能维持两天的供应一一这种潜在的革命形势(特别是在几次哗变之后)，就是靠紧急调拨英国船只运来美国谷物才得以扭转。
当福煦在年9月组织他最后的反攻时，他可以运用个法国师、60个英帝国师，42个(双倍规模的)美国师和12个比利时师，来对付德国个缺员师、只是靠这几众国家部队的联合作战，才最后把可怕的德国人赶出法国国土，使法国又重新获得自由。
到年4月1日，协约国内部的战争信贷已增加到43亿美元，其中88%是由英国政府提供的。虽然这看起未象是英国在重演，18世纪它所充当过的."联盟银行家”的角色，但现在有个很大的区别:现在同美国存在着很大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向协约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火和粮食（但因海上封锁而没有向中欧同盟提供），但却没有要求用商品来补偿。不论是黄金的转让还是英国特有的巨额美元债券的出售，都不能弥补这一差额，唯一办法是在纽约和芝加哥货币市场上借款，用美元现钞来支付美国军火供应商，气才能解决这一困难。这反过来又意昧，协约国更加依赖美国财政援助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战争事业。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警告说：“到明年6月，或更早些时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会处于向我们发号施令的地位，如果他愿意的话”。对于想保持“独立”的大国而言，这种地位全然令人惊恐。
德国的情况又怎样呢?它在战争中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正象诺塞奇教授指出的那样，“在缺乏盟国大力支援情况下，(它)牵制了世界的其余地区，击败了俄国，将法国这个横行了两个多世纪的欧洲军事巨人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年又险些使饥饿的英国举手投降”。
到年上半年，随着俄国的崩溃，法国的衰败，英国受到潜艇的“反封锁”，德国似乎已到了胜利的边缘。尽管到处是“战斗到底”的动听叫嚷，但伦敦和纽黎的政治家们实际上已在急切地考虑在今后12个月内实现妥协性和平的可能。这种情况在形势大变以前一直如此。
德国不能(象法国那样)通过从海外得到粮食以补足差额的办法来弥补这种计划上的失误。在德国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食品价格螺旋式上涨，二各地人民都抱怨食品供应不足。一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由于过分偏重于生产军火，所以到年底德国经济的军方管理者已把这个国家带到了饥饿的边缘。”
突然，在年9、10月间，以德国为首的整个集团在惊慌失措的鲁登道夫看来似乎行将崩溃，国内的，不满和革命与前线的失败相互影响，产生了投降、混乱和政治动荡。因此，不仅德国的军事图谋宣告失败，而且欧洲的旧秩序也土崩瓦解了。
只有很少几个交战国(英国和美国除外)试图靠提高关税来支付一部分战争费用;而大多数国家几乎完全依靠借款，认为战败的敌人会被迫如期偿付到期的票据——正象年法国遇到的情况一样。现在，由于库存黄金不足，公债急剧升值，各国财政部门滥发纸币，使物价飞涨。由于战争带来了经济的破坏和国土的混乱，所以在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准备追随美国回到金本位制。不严格的贷币和财政政策导致通贷膨胀不断加剧，给中欧和东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顾一切地扩大出口造成了国.内贷市的竞相贬值，这只会使财政更不稳定——并造成政治上的对抗。这种情况又与协约国内部借款的难以处理的有关问题以及战胜国（特别是法国)对德国的巨额赌款要求完全.纠缠在起。欧洲的协约国都欠英国的债，也欠法国的债，但数额较少些;而英、法两国又都欠美国的沉重债务。布尔什维克对苏联的36亿美元的巨额借款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美国要求收回它们的钱，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则在收到德国赔款之前拒付债务，而德国则声明它们不可能偿还所要求的数额，这场激烈的争吵持续了好些年，从而急剧加大了西欧与不满的美国之伺在政治一致性方面的距离。
伦敦已经不顾一切地试图恢复那种作用——包括年不惜严重伤害英国出口商的利益，将英币兑换率固定在注英镑兑换4.86美元的战前水平，并且还重新开始向海外大量贷款，然而事实是，随着欧洲的i际债务的糟加以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世界金触的中心已在年到年间自然而然地越过了大西洋。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很少依靠外国商业并且根本橄有与世界经济结为一体，趋向于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而不是自由贸易，缺少与英格兰银行完全对等规模的银行，在繁荣与破产之间更猛烈地起伏不定，政治家们更直接地受国内的院外活动集团(也称“第三院协的影响，这种不同一般的结构意味着，国际财政和商业体制围绕着一个反复无常的有缺陷的中心点旋转。现在已不存在真正的“最后可以求助的贷方”，来为国际经济的基础发展提供长期货款并且在国际来往结算暂时中断时起稳定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些结构的不适应性被掩盖了起来，因为当时大量美元以短期贷款形式从美国流人欧洲的政府和自治区，它们都愿意提供高利率以使将这些资金，——并不总是很明智的——用于开发，几并且弥补它们支付平衡中的缺口。由于短期资金被用于长期计划，由于相当数量的投资(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仍投向农业，因而增加了使农作物价格下降的压力，由于支付贷款的利息及提取偿债基金的费用惊人增长奋而且不能靠出口来偿还而只能靠进一步借债来维持，所以在年夏天，当美国国内的繁荣(以及联邦储备银行相应地提高了一利率)大大削减了资本外流时，这种依靠美国资本的体系就已经在崩溃了。
在这种严重的世界范围大萧条及由此引起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国际政治也无法逃脱其可怕的影响。在制造业、原料和农产品方面的残酷竞争加剧了国家间的怨恨，并且促使许多政治家认识到其选民们的不满而试图使外国人付款;有些更极端的团体，特别是右翼团体，利用经济混乱来攻击整个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并且要求采取断然的“民族”政策，必要时可以以武力为后盾。一些更脆弱的民主国家被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压垮了，特别是魏玛德国;而且还有西班牙、罗马尼亚和其他地区。统治日本的谨慎的保守主义者被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逐渐挤掉。尽管西方民主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但是它们的政治家们仍被迫集中于国内的经济管理。并日益倾向子挤掉邻国使之陷于贫困的立场。主要的黄金剩余国，无论美国还是法国户都不愿帮助债务国摆脱困境;确实，法国越来越顷向于运用自己的财政实力试图控制德国人的行为(这只会增加莱茵河彼岸的不满)，并且支持它自已的欧洲外交政策。
由于法国在德国赔款问题处理上一再反对英国人的权势;罗斯福则声称美国一在与英国做买卖中总是吃亏，而内维尔·张伯伦已经确认他最近关于美国政策都是“空话”的说法是正确的，所以这些民主国家都没有心情进行合作，以共同应付在充满裂痕的扮年世界秩序中由于领土要求而产生的压力。
年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没有战时政治家们所许诺的布么多好处来补偿人民的硒牲，数百万伤兵和战争造成的寡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困难，信念的消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及个人关系的崩溃，所有这一切都归罪于年7月所作决定的愚蠢。
遍及欧洲大陆的成千上万从前的前线士兵，由于失业、通货膨胀以及对战后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厌倦而醒悟过来。对于他们来说，战争代表了残酷无情但又确实有助益的一些事情:军人的价值，战士间的友谊和忠诚，采取暴力和行动时的战栗与激动。这样的团体、特别是在战败的德国和匈牙利以及极度不满的战胜国意大利就有不少，但是也存在于法国的右翼分子中。对于这样的团体来说，新法西斯运动的思想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关于秩序，纪律和民族荣誉的思想，关于彻底粉碎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分子，颓废派文人以及自满的中产阶级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以及日本的相应人物看来)，生命的不朽特性就是斗争、暴力和英雄主义，并且认为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原则是虚伪的和过时的。
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苏联被当作“贱民”的国家而拒之于国际联盟之外。对于战败国也如此，至少在开头几年是这样。当修订论者在30年代开始他们的侵略活动时，它们不久就迅速退出了国际联盟。
在墨索里尼领导下，这个国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奋从彭坦沼泽地排水工程，到令人难忘的水电发展和铁路系统的改进。电化学工业进一步发展，人造丝以及其他人造纤维也得到很大发展。汽车产量增加了，意大利的航空工业似乎已进人了世界最富有革新精神的行列，它的飞机在速度和高度方面创造了一连串的新纪录。
意大利虚弱的根本在于仍然依靠着小规模的农业。其农业产值在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而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一半。这个国象经济落后的另一个标志是，直到年一个家庭的开支中还有一半以上花费在食物上。法西斯主义者非但没有降低这些比例，反而更加强调乡村生活的优点，力图通过一套办法来支持农业，包括保护性关税，广泛垦荒，最后是完全控制小麦市场。意大利最重要的考虑是希望减少对国外粮食生产商的依赖，并且强烈希望防止农民进一步流人城市，否则就会增加失业总人口，增加社会问题，结果是农村存在严重的不充分就业，同时还带来了相应的一切特征:低下的生产力、文盲、极大的地区差别。
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冒险，使意大利受到极大削弱。这不仅由于战场上的损失，而且由于战争拖得时间越长，就需要进口——并且支付——更多的重要战略性原料，使得意大利银行的.储备金到年已减少到几乎一无所有的地步。由于买不起空军和陆军现代化所需要的机床和其他设备，所以这个国家可能在年前两三年就已经日益衰弱了。
在30年代早期，高桥领导下的财政部为了拨给三军更多的经费，宁愿不计后果进行借款。军费在政府开支中所占比例从一年的31%，上升到-年的47%;当高桥终于对这样做的经济后果产生恐俱，并且着手限制军费的进一步增加时，就立即被军国主义分子暗杀了，而军费开支则螺旋式地上升。第二年，军费开支就达到政府开支的70%，从绝对数字上说，日本的军费比富足得多的民主国家还多。因此、到30年代末，日本三军的状况比意大利好得多，而且可能比法国和英国还好。
希特勒的“特殊之处”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他打算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具有特别激烈和疯狂的性质:通过消灭犹太大、.吉普赛人和其他所谓的非日耳曼民族的成分，建立一个种族上“纯洁的”社会，人民的思想和灵魂都无条件地支持其政权，代替以往对阶级、教会、地区和家庭的忠诚;对经济实行动员和控制，都是为了发展德意志民族特性，只要领袖宣布有此必要，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与多少个大国相抗衡，都必须这么做。充满暴力、争斗和僧恨的思想体系。为击溃敌人感到高兴，对于妥协的想法则不屑一顾。
到年，工业生产只是年的58%，进出口锐减“半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从亿金马克跌至亿金马克，而且失业人数也从万人增加到万人。希特勒在早期获得威望，主要是由于筑路、电气化和工业投资等广泛的规划，甚至在没有开始征兵以前就大幅度减少了失业人数，而征兵又解决了其余的失业间题。然而，到了年，经济复苏日益受到极其巨大的军费开支的影响。
年过后的几年中，法国发生了持续好几年的严重经济动乱，因为当时不能再依赖于英美的补助，而德国的赔款又远远少于预期数额，所以被迫对法郎进行了调整。以适应这些棘手的事情。但彭加勒在年又稳定了币值，使法国工业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9年与年相比，生铁产量从万吨猛增到万吨，钢产量从万吨增长到万吨，汽车从4万辆增长为25.4万辆;同时，化学制品、染料以及电气产品也都摆脱了战前由德国控制的状态。法郎的有利比价有助于法国贸易的发展，而且法兰西银行的大量黄金储备对法国在整个中欧和东欧的贸易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当“大崩溃”来临时，法国似乎是受到影响最小的国家一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有黄金储备和处于有利地位的币值，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英国要小得多。
然而，在年以后，法国经济以一种稳定的、有条不紊的、惊人的方式开始崩愤。在其他主要贸易国竟相抛售黄金的情况下，徒劳地试图避免法郎贬值，意味着法国的出口越来越缺乏竟争力，其对外贸易已经崩溃:“进口下降了60%;出口下降了70%”。在经过几年的瘫痪之后，年决定大大紧缩通货又给了萧条的法国工业部门一个沉重的打击;当年人民阵线政府强制通过了四十小时工作周和工资增长的协议时，对工业部门的打击更沉重了。这个行动，加上年10月法郎的大幅度贬值，加速了业已存在的法国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严重伤害了其国际信用。
经济急速衰退，加上债务负担，以及-年战争的抚恤金支出占去了政府开支总额的一半，这些都使法国不能满意地市新武装其三军。
陆军的领导人物，如甘默林、乔汉、魏刚以及(幕后的)贝当，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重视防御，小心谨慎，对战术创新不感兴趣。他们断然拒绝了戴高乐关于建立一支小规模现代化坦克部队的建议，而他们自己又不采取任何运用新型作战武器的其他办法。联合兵种的政策未能实现。忽略了战场指挥与通信（例如，通过无线电)的问题。贬低飞机的作用。虽然法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大量关于德国人想干什么的情报，但是均被忽视;德国人在其对执演习中使用了大规模装甲兵团，但法国对这种作战方式的效果却公开表示怀疑;而且所有送往法军每个驻地图书馆的古德里安的的翻译本均无人问津。
从l年以后，英国就怂恿法国对德国采取比较温和的、更调和的政策，并目对于法国的高鲁人式的不妥协态度非常反感;在希特勒掌权后的年代里，英国政府及其人民都不太重视法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困境。尤其是，英国强烈地反对法国对奥匈帝国崩溃后成立的东欧“继承国”的军事行动，并且当英法合作己经不可避免时，英国还给巴黎施加压力要它放弃它的义务。甚至在捷克危机以前，英国还扰乱甚至暗中破坏法国对柏林采取强硬路线的老政策—但又不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替代办法。只是在年春天，两国才真正结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并且即使那个时候它们在政治上的互相猜疑也没有完全消除。
到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产量不仅大次超过了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还可能赶上了英国。
（美国）年下令禁止向拖欠其战争借款的任何外国政府再提供黛款，年禁止在发生战争时输出武器。不久，又禁止向任何交战国提供贷款。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和法国在抵杭法西斯国家的问题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了。意太利年受到公开指责，与此同时美国却大大增加了对墨索里尼政权的石油供应而使英国海军部惊愕万分。
既然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争取时间和避免战争，而希特勒需要的是增加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使之放弃波兰，所以这两个独栽者从各自的现实利益出发在做着一笔以牺牲华沙为代价的“交易”，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无论陆战还是空战，在作战本领上红军都不如德军，甚至到了年，为了消灭一个德国兵，红军要牺牲五六个人。
就德国而言，既有较小的错误决策，如年初大量增援北非，无异于主动送上俘虏;也犯了蠢得可怕的错误，如对苏联乌克兰人及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虐待，本来他们在遭受纳粹暴行之前是愿意逃脱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的。此外，还傲慢地武断“恩尼格玛”密码绝不会被破译;由于思想偏见，反对军工厂雇佣德国妇女，而所有德国的敌国都乐于利用这个巨大而未经开发的劳力库。德军高级官员的互相倾轧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抵制希特勒疯狂发动野心勃勃的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
由于巨额战争的刺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不变美元计算，从年的.6亿美元增至年的1亿美元，以现值美元计算则增长更高，为2亿美元。美国‘新政’时期未能消除的“经济萧条”终于完全根绝，同时未加充分利用的资源和人力也都得到适当开发。“战争期间美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扩大近50%，产量提高50%以上。”年至年期间，美国工业发展极为迅速，年增长率为15%以上，其速度之快，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虽然大部分增长是由军事生产引起的(年军用品占总产量的20%,年剧增至40%)但非军用品产量也增加了，因此，与其他参战国不同，美国的民用经济部门并未受到影响.关国的生活水平以及人均产量都高于其他任何几家在所有大国中，美国不仅没有因战争变得穷困，反而是大发战争财的唯一国家。
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落，美国襟步地填补了它们消逝后造成的真实。既当上头号大国，就再也不把自己限斜在原有的海岸线以内，甚至自己的半球以内了。诚然，战争本身是导致美国向外扩张实力和影响的主要原因，例如，因战争的缘故。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和太平洋驻有26个师，在美国本上上却一个师也没有。
这个新秩序下的经济状旧。至少是可以完全预料到的。战争期间一些国际法学家，如科德尔·赫尔，曾据理阐明，30年代的世界危机主要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即是由保护关税、不公开的经济竞争、限制原料供给、闭关自守的政府政策引起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信念是“贸易畅行无阻，则带来和平”，这与美国出口工业界的想法吻合，后者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打开新的国外市场来吸收美.国因生产力提高而剧增的产品，随着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会引起战后萧条。军方也坚决要求美国对战略重要物资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进行控制(或可不受限制地获取)。上述种种因素，促使美国决定建立有利于满西方资本主义需要，特别是有利于西方最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新秩序，这与亚当·斯密的一贯诊断是一致的:“贸易不设置障碍，可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从而全面提高生产率，增加所有人的购买力。”于是，-年间作出了一揽子国际胜安排一一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后来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这个新经济体制下，一些要想获得“复兴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他们不得不遵从美国关于自由兑换货币和进行公开竟争的要求(如英国，虽力求保持帝国特惠关税，还是屈从了)，否则就要用这个体制不相往来(如苏联，它认为这是同社会主义的控制措施不相容的)。
这种安排在实践中产生的缺点是，首先，所获资金不足以恢复6年战争造成的破坏;其次，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制度必然对具有最佳竞争地位的国家有利，即对未受战争损害、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不具备竞.争条件的国家，即被战争蹂躏、疆界改变、难民成群、房屋炸毁、机器损耗、负债累累、市场萧条的国家十分有害。后来，直至美国感觉到欧洲社会普遍存在不满以及苏联的影响不断增长这两种危险倾向时，才加紧制定“马歇尔计划”，允诺为大规模重建“自由世界”的工业发放资金。但此时美国出现了扩张经济势力与建立全球军事基地和签订安全条约同时并举的局面。这与5年英国扩张基地和建立条约关系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不仅殷切希望中国，而且鼓励后来称作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仿美国的自立、企业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观念。赫尔预言，“这一切原则和政策有利于唤醒世界各自由民族对于正义、权利和幸福的认识与向往，以致不用几年功夫，整个国际将变得令人十分满意。”产无论是老牌英、荷帝国主义分子，欧洲左倾政党，还是目前可僧的莫洛托夫，谁要是迟钝到不能理解这一事实，那么胡萝卜加大棒将迫使他接受正确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年的苏联在军事上是庞然大物，在经济上一贫如洗，民生凋敝，失去平衡。由于苏联断然拒绝美国“租借法”，后来又因附加政治条件不接受美国的金钱，遂转而恢复年后依靠本国资源实行的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牛产和发展交通运输，而不利于消费易和农业的生产，军费开支则自然较战时水乎有所减少。结果，“经过哀服最初的困难，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小小的经济奇迹”一年重工业产量将近增加了1倍。斯大林坚决要求重振国力，无疑它可以竭力达到这一赤裸裸的目标，而使大多数俄国人的生活标准降到革命前的水平。
战时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急剧增长50%以上，而整个欧洲，除苏联外的国.民生产总值却下降约25%。欧洲在世界制造典总产量中所占份额少于19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年战争的破坏已大部分得到恢复时，欧洲也仅占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26%(美国占44.7%）。欧洲的人日现在只是世界总人口的大约15-16%。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但是，那时苏联已大大缩小了差距。
年美国国防费用为亿美元，’军事人员万;苏联的部队更为庞大(万人)，军费略高(亿美元)。在这两方面。两个超级大国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9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处午非军事化状态。年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使中等欧洲强国大大增加了.国防费用，但与美国(亿美元)和苏联（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比较，则相形见绌。该年英、法、意三国的国防费用总和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l3，而它们的军事人员总和则为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
最初，美国曾声称，朝鲜并非至关重要，但结果招致第二年共产党的进攻，那么，在这个两极世界中，华盛顿能在何处划线为界呢?
难道华盛顿和莫斯科竞相争夺世界，利用条约提供援助、贷款、出售武器以扩大各自的影响，就意味着一切重大国际事务必须受美、苏两家敌对的战术影响的两极世界的来临吗?从杜勒斯或莫洛托大的观点看来、世界就是如此安排的，然而，当这两个集团角逐于世界各地以及年在它们都不熟悉的地区竟争的时候，都遇到一种非同以往的趋势。因为，这时第三世界刚刚兴起，许多成员在终于摆脱了传统欧洲帝国的控制后，不甘愿再度沦为另一个相距遥远的超极大国的卫星国，尽管这个超级大国能提供有用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选民反对增加军事开支，这就使美苏之间这种不平衡状态更进一步恶化。在8年，“国家安全费用”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为30年来的最低额。由于战争本身，又由于战后的削减，军队的士气直线下降。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进行了大改组，这虽然对防除弊端是必要的，但却无疑约束了它们的战斗力。美国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越南，使同情它的盟国也感到忧心忡忡。它为支持一个腐败的政权而采取作战手段，结果西欧和第三世界的公众舆论都背弃了它.某些作家说美国同地球上大多数其他地区都“疏远”了，这就是疏远的主要原因。它导致美国忽视拉丁美洲，并趋向于以军事上支持非民主制政权和用反对革命的行动(如年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来替代肯尼迪所希望的“进步联盟”。越战后必然开展的那场关于将来美国是否应为世界某些地区进行战斗的公开辩论，使盟国感到困惑，无疑使敌人受到鼓舞，并使摇摆不定的中立国考虑参加另一方以便自己重新获得保障。在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中，美国代表越来越受到围攻，显得很孤立。自从亨利·卢斯断言在人类大家庭中美国将成为各国的兄长以来，事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基辛格对世界事务的态度是历史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认为应从较大的范围来看待事物，而且事物是互相联系的;应根据大国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它们国内的意识形态来对它们作出评价;寻求绝对的安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因为这会使所有其他人都绝对地不安全——人们能希望达到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处于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的安全，明智地承认世界舞台永不会完全和谐，并愿意互相磋商口正如他在著作中论述的政治家们(梅特涅，卡斯尔雷，俾斯麦)一样，基辛格觉得“处理人际和国际事务中，懂得适时而止，可谓智慧之开端”。他的格言是帕默斯顿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同中苏双方保持比他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那么中苏之间的敌对就能最好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基辛格是自凯南以来的美国外交中，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
贝罗克指出，“-3年间的世界工业累积产量相当于-年间整整一个半世纪的产量。”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农业不断转向工业，把国家资源纳入“计划经济”之中，以及工业化扩展至第三世界等有都助于造成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年后的儿年里，日本被打败，沦为被占领国，依赖于美国的援助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年，形势在颇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防务开支很大，促进了日本出口公司的发展。例如，丰田正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却因美国国防部的第一批卡车订货单而得救，许多其它公司也差不多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本，而日本获得了所需资本，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在美国战略保护伞下的“非军事化”国家所需防务费用微乎其微，也许更主要的是由于它实行亟力鼓励个人高额储蓄的财政和税务政策，以便将资金用于投资目的。日本的成功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培植新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项目，同时有步骤地停办陈旧衰落的工业”所有这一切与美国自由放任经济的方式完全不同。
无法否认日本在经济上已取得巨大成就。-3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5%的惊人的速度向上增长，大大高于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甚至使世界发展受到沉重打击的3一4年的石油危机，也未能阻止日本在随后的年代里的增长率仍然几乎相当于它的主要对手的两倍。
当年同盟国结束军事战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略高于法国或英国的1/3到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超过美国的半数”。在约30年的时间里，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从2%-3%上升至10%左右，而且还在不停地上升。
年至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升至41%，在工业生产方面，增长率还要高，从39%升至48%。中央情报局年和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应承认所依据的统计资料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量中的比重甚至比美国还要大，为苏联的两倍。
新闻工作者夸张地把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发生的事件称之为“意大利奇迹”，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在年后以相当于战争时期近3倍的速度急剧增长，实际上，直至年，意大利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除日本和西德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年，增长速度减慢了。
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年的8.6%下降至年的4%。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迅速减退，从19.8%(年)到8.6%（6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年为世界第三位，已被西德超过，后又依次被日本和法国超过。它的人均可支配收人逐步被许多较小但较富的欧洲国家超过，到70年代后期，更接近于地中海各国而不是西德、法国或比荷卢三国了。的确，英国(无论是在世界贸易还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孟的下降，大都是由于在前几十年里特殊的技术和历史情况使它得到不相称的大量伐界财富和贸易，而现在这些特殊情况都不存在了，其它国家又能开发自己的潜力来实现工业化，所以英国相对地位的下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否应下降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则是另一个问题。
法网的国民生产总慎只占世界的4%，可是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却总是大大超过它的实力地位——这种情况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期间是如此。这也许是由于民族文化上绝对的过于自信造成的，而比恰恰遇到一个英美影响减退，苏联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德国又很谦逊的时期。如果西欧的确应有一个领袖和发言人的话，那么，比起孤立主义的英国人或被征服的德国人来，法国是个更为突出的候选人。
苏联的钢产量，在年仅为万吨，年猛增至万吨，年达14万吨(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由万瓦/小时增至29万瓦/小时，后又增至129万瓦/小时，汽车产量从7.4万辆跃至52.4万辆，后又跃至万辆;而在这张产品增加单子上还可以无限地添加上去。工业总产量在50年代每年平均增加}以上，假定1年的增长为，那么到年则为，这是惊人的成就—正如人造地球卫星，宇宙空间探索和军事装备那样，突出地显示了苏联杰出的才能。到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垮台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比斯大林统治时期繁荣得多，基础广泛得多，而且绝对收益稳步增长。
不过，有两个严重的缺陷开始对这些成就投上阴影。首先是增长率长期的逐步降低，年以来工业产量逐年从两位数的增加越来越下落，到70年代后期已落到每年3-4%，并且还在下降。从历史上看，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过程，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最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年增长率主要是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的结果。当现有的劳动力储备已开始被充分利用后(同时要与武装部队和农业的需求相竞争)，增长的速度就不得不放慢。至于资本投资，主要是投向大型工业以及与国防有关的生产，于是重蹈覆辙强调数量而不是质量的增长，并使许多其他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们提高了一般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但苏联的个人消费是被有意识地控制在低水平以便保存国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所以消费需求就不可能(象西方那样)刺激经济的增长。
年，美国一个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足够供应65人，而他的苏联同伙生产的粮食却只够供给8人。这就使困恼的苏联不得不进口日益增多的食品。
迈克尔.鲍尔弗指出，在年前的几十年里，美国产量的增长比任何国家都快，因为它是标准化方法和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创新者。结果，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进一步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并已经在高效率水平上进行生产(从每人每小时产量的角度衡量)，所以同其他国家相比，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器增加产量的现有的可能性是较小了。事实虽的确.如此，但美国经济中出现的某些长期趋势，对美国并没有好处:财政和税收政策鼓励高消费，但同时带来了个人低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除用于军事目的外，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投资逐渐下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比西方集团任何国家都大。此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口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也就是说转向了低生产率领域。
在50年代和60年代，上述经济趋.势被一系列事实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在空间领域取得惊人的进展;高度的繁荣促进了对豪华汽车和彩电的消费需求;美元以外援、军费或银行和公司投资的形式从美国流向世界贫穷地区。
但进人60年代后，这种顺利的局面就清失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比前者更甚)都愿意增加美国海外军费开支，而且不仅限于越南，尽管越南冲突已使流水般的美元出口泛滥成灾。同时肯尼迪和约翰逊(比前者更甚)都鱼力增加国内开支，这种增加趋势在年以前就已经有了苗头。两届政府都不愿为增加税收付出政治代价以补偿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联邦政府每年都有赤字，物价飞涨，美国工业日益失去竟争力——这一切又导致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约翰逊政府)扼制了美国公司的国外投资，于是后者转为新的欧洲美元。同期，美国在世界〔非经互会)黄金储备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从68%(年)降至仅27%（3年)。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都在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之下动荡起伏，而这种情况又因戴高乐愤怒反击他所谓的美国“出口”通货膨胀而进一步恶化，此时尼克松政府发现别无他择，只有使私人市场美元和黄金脱钩，然后使美元对其它货币的比价浮动。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美国财政处于顶峰时代的产物由于其主要支柱现已不能再承受压力而垮台了。
也许展望未来的最好方法是概略回顾过去5个世纪大国的兴衰。本书的一个论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尔后它影响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全球经济变化的速度并不始终如一、因为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参差不一的，受发明家、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以及气候、疾病、故争、地理位置、社会结构等等条件的制约。同样，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也有快有慢，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方式，而且取决于对增加生产和财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
军事投资过多的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重蹈腓力二世的西班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俄国以及希特勒德国的覆辙。庞大的军事建设也许就象一座宏伟的纪念碑，看上去威风凛凛给敏感的观众以深刻印象，但如果它不是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上(在这里指生产力高的国民经济)，那么它将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从广义上讲，这两种趋势都含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看来会降低它的社会公众的士气，产生不满情绪，并加剧对国家开支重点安排的非议;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高速度扩展也会自食恶果，对于迄今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其如此。大规模军备生产耗费可对国家经济中某些特殊工业部门带来好处，但它转移了社会其他部门的资源，从而使国家经济无力对付外国的商业挑战。
鉴于国防费用与军事安全、社会与消费需求以及发展经济需要投资，这三者都有各自的需求，一必定产生对资源的争夺，毋庸赘言，要找一个绝对完善的办法解决这种紧张关系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做到三方面保持大体协调，但究竟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协调，国家本身的各种条件(而不是均衡论的)将永远起重大作用。一个被敌对邻国包围的国家会认为，最好比相对不受威胁的国家多花一些钱在军事安全上;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会感到要支付大炮和黄油的费用都比较容易，一个决心致力于经济增长以赶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则与处在战争边缘的社会不同，对事务的孰优孰缓，孰轻孰重，自有考虑与安排。由于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不同，一个国家的“解决办法”与另一个国家的决不会完全一致。但基本论点仍然是:如果一个大国在国防、消费和投资三者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不能取得大致的平衡，则未必能长久保持它的地位。
中国经受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中国因物资紧缺受到严重约束，但当前的经济发展已使情况有所好转，如果能够保持经济发展持续上升，这个国家可望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大变化。
总有一天，人们会以历史学家评价柯尔培尔的法国、排特烈大帝统治初期或日本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复兴时期的观点来看待邓小平领导的这一时期，也就是说，把这一时期的中国看成是一个利用一切注重实效的手段竭力发展综合国力的国家，以国家主义的意识指导实践，平衡促进企业、发挥积极性和进行变革的各项要求，使得国家的目标尽可能迅速和顺利地实现了。
美国政府由于本身奉行开放的世界贸易制度，对于禁止或限制日本进口忧豫不决(除某些可疑的“自愿”限制外)。实际上目前美国在向日本提供食品和原材料，而后接受口本的工业制成品，这是一种美国早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就不存在的“殖民地”或“不发达”的贸易状况，对于这一局面，.甚至美国最坚决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人也感到不安。而且，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日益增长〔到年3月31日截止本财政年度为亿美元)同时美国工业在跨越太平洋竞争中首当其冲受到围攻也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这一切使华盛顿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不平衡——如促使日元比值上升和大量增加美国向日本的进口等等。
所以，毫不奇怪，某些日本发言人否认形势大好，井指出日本现有市场的份额和繁荣正面临令人惊恐的诸多威胁: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在许多工业领域里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西方政府对日本出口的限制;要求改变日本收税法的压力;储蓄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保证大量增加进口;最后是日元的迅速升值，据称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日本出口导致的繁荣的结束，支付盈余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的减退(随着它的经济进分步“成熟”以及大规模发展的潜力减少，增长率早已减慢了)。与此有关，令日本焦虑的不仅是它的经济日趋成熟，由于它的人口年龄结构到0年，“可工作的人口(15-64岁)比率将是工业领先国家中最低的”，这将要求日本提高社会保险金开支并可能导致社会失去动力。而且，要求日本消费者购买外国制造的产品(除某些名牌产品，如梅塞德斯汽车之类以外)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国内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反过来可能瓦解全国的政治一致性——而后者是长期以来日本持续的出口导向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全部苏联历史中，经济中最危险的薄弱领域就是农业，如果回忆一下，一个世纪前俄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之一，就更令人惊讶了。然而自70年代初以来，它每年就必须进口几千万吨小麦和玉米。如果世界粮食生产口前的趋势继续发展，那么苏联(和某.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将同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一起分享这可疑的盛名:成为世界上近年来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大规模持续进口粮食的进口国的仅有的几个国家。就苏联而言，农业生产量陷人停滞的困境并不是由F不重视或不努力造成的；在斯大林死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催促增加粮食生产以满足消费需求和实现提高苏联生活水平的许诺。如果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那显然是不对的—很明显，年时普通苏联人处于绝境之中，而现在比那时好多了，但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在苏联人这几十年来生活水平已逐渐向西方靠近之后，现在又再度落后了——虽然国家拨给农业大量资金，几乎占去了总投资额的30%(美国为5%），用了20%以上的劳动力(美国为3%）。仅只为了维持生活水平，苏联不得不每年向农业投资约亿美元。并且还用亿美元补贴粮食价格—即便如此，看来也还是“离它一度曾是粮食出口国的地位越来越远了”，而且反而要进一步耗费几十亿元的硬通货以进口谷类和肉类来弥补其农业产量的短缺。
苏联农业产量不稳定确有某种自然条件的原因，正因如此，它的生产率约为美国农业的1/7。
西方观察家们有个习惯，喜欢夸大苏联某一时期的力量和另一时期的弱点。不过，不管苏联在列宁时代以后有了多少进步，尴尬的事实是，它并没有赶上西方，而且从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期开始、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竟越拉越大;在人均产量和工业效率各方面都已被日本和某些其他亚洲国家超出;它的缓慢下来的增长率，它的老化的人口，它在气候、能源储备和农业方面遇到的困难，都对苏联领导的要求和主张投下了阴影。
当然也应该使人们注意到苏联军事政治领导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一一但这并不是要得出一相反的结论，认为苏联大概是“活”不长了。
即使有一个强有力的莫斯科政权也极不可能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也极不可能大幅度削减防务费用的负担以致影响苏联国家的军事核心，既然如此，苏联要逃避面临的矛盾，前景是无望的。如果它没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无足轻重了;如果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它就会使其它国家感到不安全并损害自己的经济前景二这是一个严酷的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这并不会使西方完全高兴，因为苏联的特性和传统都表明它是绝不合温文尔雅地甘愿接受帝国衰落的命运。本书曾研究过的过分扩张的多民族帝国，如奥托曼、西班牙、拿破仑帝国和英帝国等，在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个不是在大国战争中遭拜失败之后，才退到他们的民族基地上去的，或者(象年以后的英国一样)被战争搞得十分衰弱、以致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帝国的退却。那些对苏联现在的困难幸灾乐祸，并期待这个帝国崩溃的人，也许应回想起这种转变通常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而且也并不总是以可以预料的方式进行的。
无论出于什么迫切理由——经济的理由或为了加强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军事部署一一再没有比提出减少或擞出美国驻欧洲部队引起更大的混乱。美国对西欧这一个特定地区就承担了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所以要实行全球性和灵活性的宏大战咯是极其困难的。
美国总战略的基本困难依然存在，这就是美国今天承担的全球义务之多，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大致相当，但那时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制造产业能力、军费以及部队人员编制都比现在要大得多。
在武器采办方面，据说“浪费、欺诈、滥用权力”等不正之风司空见惯。近年来价格高昂但性能低劣的武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出现了各种丑闻，究其原因似有多种理由，如缺乏适当的投标竞争，缺乏“军工联合企业’市场因素，武器系统日趋“贵重”的倾向，当然更主要的是追求高额利润。
在中东政策上首尾不一，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巴勒斯坦间题难于处理，但另一方面美国基于战略利益支持保守的亲酉方的阿拉伯国家反对苏联对该地区的渗透，但往往遇到本国亲以色列院外集团精心筹划的强烈反对而受挫。关于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从抵制贸易、禁止技术转让到对外援款奋武器出售、谷物出售——以维护美国外交利益方面、各部门之间还存在争论，而这些外交利益影响着美国对第三世界‘南非、苏联、波兰、欧洲井同体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并有时互不一致产生矛盾。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每个困扰世界的外交政策难题都能——找到明确而现成的“解决办法”但另一方面决策体制内部经常出现贫见分歧肯定不利于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
人们日益认识到，一个国家需要根据世界事务发生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总战略，而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这今需要，它每隔两年使外交政策的决策停顿一次。此外，还有种种不利的因素，例如，院外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就其本身宗旨对各种政策变化必须抱有偏见，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施力泛漫太压力;大众传播媒介将重要而复杂的国际和战略问题加以“简单化”，因为它拔给这类事情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它存在的目的主要为了赚钱，笼络听众、观众或读者，其次才是报导;美国杜会文化中“逃避现实”的思想倾向仍有强大影响，基于美国“开拓边疆”的历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适应今天更加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以及同其他文化和思想体系的协调却是一个障碍。最后，立法权和决策权分立的制度并不一定永远对国家有利，这种权力划分是在两个世纪以前美国在地理和战略上同外部世界相隔离的情况下审慎制订的，那时对于很少的几个确属“外交”政策的问题有充分的时间经过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而今天仍要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美国已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与受较少约束的国家不同，客观情况经常要求它作出迅速的决定。上述问题中单独的某=个问题并不构成美国奉行一贯的、长期的总战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互然而所有问题堆积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结果，就很难对政策进行必要的改变，尤其当这种政策改变损害到特殊利益或正逢选举年时更是如此。因此，美国要在文化和国内政治领域内逐渐形成一个迎接21世纪的有效的全面的政策，还有待于经受最大的考验。
在传统的基础工业制造业方面，美国几乎无法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弥合它同新兴工业国家在工资水平上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一旦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失败，那将是更大的灾难。
这些经挤难题便得美国许多经济部门，企业人士、工会、农民以及国会议员产生一股保持主义情绪。正如英国爱德华七世时期“关税改革”中的争辩一样，主张加强保护主义的人抱怨外国人的做法不公平，把低于成本的产品“倾销”到美国市场，指责外国对农民的补贴过多，并认为对此美国政府只有取消贸易放任自由政策和制定强硬的反措施作为还击。这里有许多抱怨是有一定道理的咧如日本把低于成本的硅片运进美国市场)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保护主义情绪的出现，是美国制造业从未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下降的一种反映。美国人象维多利亚女王中期时代的英国人那样，在年以后崇尚自由贸易和公开竞争，这是因为他们不仅看到这个进程将促进世界的商业和繁荣，而且他们自己极有可能从废除保护主义中得到好处。然而40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念逐渐消失，舆论有可能转而主张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者。另一方面，正象英国过去的情况一样，一此维护现存制度的人则认为，提高关税不仅有可能使国内产品在国际上减少竞争力，而且会招致各种外界反击，如展开全球性的关税战，打击美国出口，削弱某些新兴工业国家的货币基础，回复到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事实上，如果80年代初期没有外国资金输人，很难想象美国经济怎样维持下去，当然，这样做带来了美元比值上调和进一步损害美国农业和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不良后果。但反过来，如果撤走大批流动外资而使美元价值急剧下降，难以预料，将发生什么情况，也是难以预料的麻烦问题。
从美国总的战略来看，从作为一个有效的、长期的战略所必须依赖的经济基础来看，前景并非十分美妙。首先，美国自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承担了一系列军事义务，但目前它能挑起这一付重担的能力明显地比前几十年要差得多，那时它在‘世界制造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很大，只它的农业不存在危机，它的国际收支情况良好;政府预算平衡，国际上也并非债台高筑。从这个广义上讲，一些政治学家提出今日美国与昔日衰落的霸主的地位有某些相似之处。
同时，发人深省的是，今天美国思想界不断增长的焦虑情绪酷似爱德华七世英国时代笼罩一切政党中的气氛。
作家G.K.切斯特顿曾挖苦地说过，强壮的人从不担心身体;只有当身体虚弱时，才开始谈论健康。同样，当一个大国在强大而不受挑战的时候和它在相对虚弱的情况下不同，很少会考虑履行责任的能力。
严格地讲、如果美国工业基础继续削弱下去，美国的总战略可能要奎到产响。假定来来大规模韵战争是常规战(因交战双方都害怕引起一场核破坏)，那么人们必然提出疑问，若干年来主要工业部门衰退，蓝领阶层就业率下降等等，对于美国工业生产能力产生了什么影响。
美国虽然社会经济悬殊，但不存在“阶级”政治，很明显，这归功于美国自30年代以来经济全面增长为大多数人改善个人生活状况提供了美好的前景;以及美国社会1/3最穷的人没有被“动员”成为正式的选民的这一侵犯权利的事实。考虑到美国在种族构成上白色人种同黑色人种及西班牙人种之间出生率的差异，以及各种不同种族的移民涌人美国；经济形态的变化使大量相对高工资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服务业中收入低微的工作，因此，如果美元价值猛跌，经济增长缓慢，使国家陷人一个持续的经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认为美国仍可保持政治经济的主导原则——政府低开支，富人低税收——可能是很不明智的。同时，这种情况意味着，美国增加国防开支以响应国外的挑战，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以应付国内的预算危机的这种政体，可能要冒最终激发政治上强烈动荡的风险。
对于像美国这样在全世界过份扩张的大国，军备投资少会使它觉得到处易受攻击，而军备投资很多，短期安全虽有较大保证，但会严重危害美国的商业竞争以致削弱国家的长期安全。
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先例并不令人鼓舞，以往的“头号”大国都曾经历过同样的困境，尽管它们的相对经济力量已在削弱，但外国的对其地位的挑战加剧，迫使它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分配给军事部门，从而挤掉了生产性投资，于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经济发展急剧下降、税收加重、经费开支孰优的问题上内部分裂加深、承受国防重负力量减弱等一系列现象。如果这确实是历史的模式，这里不禁想借用萧伯纳极为严肃的一句双关语:“罗马衰落了;巴比伦衰落了，要轮到斯卡斯代尔（美国）了。”
美国是否能保持它现有的地位——唯一的回答是“否”;——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能永远领先于其他社会，否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存在的具有差异的各种模式的增长速度、技术进步以及军事发展都凝固冻结，停滞不前了。另一方面，提及历史先例并非暗示美国注定衰落到前领先大国西班牙或荷兰那种默默无闻的地步，或者象罗马和奥匈帝国那样遮崩溃;这两种结局之所以都不会降临美国，既因为美国太大，不可能步前者后尘;又因为美国统一，不可能重蹈后者覆辙。
需要再三强调的是，在对美国领导地位衰落的一切探讨中，所谓衰落是指的相对衰落，而不是绝对衰落，因此是完全正常的，而对于美国实际利益的唯一严重感胁将来自不善于明智地适应新的世界秩序。
鉴于各国之间的对抗具有棍乱和竟争的特性，过去年来国际事务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备战史——不管作战或备战都耗费了社会本可为国家或个人其他方面做些“好事”的资金。因此，不管经济丈和科学上的发犀格到了什么阶段，在各个世纪里都曾展开讨论，争辩究竟应将多少国民财富用于军事目的。
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兴盛和衰落的大国的存在是否总会导致战争，这一点还不能肯定。大多数历史著作都设想“战争”和“大国体系”是紧密相联的。新重商主义和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德认为”历史上的大战……是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直按或间接的后果。“但是，这种模式在年雄结束了吗？的确，可能有这种情况，即核武器的出现，使任何交战都受到欢方同妇于尽的威胁，从而最终结束了以武装冲突来解决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习惯方式。而只留用了何接的、小规模的“代理人”战争模式。不过，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即双方都害怕核武器，而保证只用常规战争来解决大国之间末来的冲突(如果发生的话)，但在拥有现代化战场戒器装备的条件下，即便是常规故争，也将是十分残酷的血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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